1949年，一名花匠正在中南海的花园里劳作时，周总理正好路过。这时花匠朝总理望了一眼，也就是这一个对视，花匠直接把自己送进了监狱，这是怎么回事？ 那天是在7月初，天热得厉害，周恩来刚从西花厅出来，准备前往菊香书屋与毛泽东碰面。一路上没什么特别的情况，直到走到花园东侧，他突然停了一下脚步。 一个身穿灰布短衣的花匠正在整理一排菊花，眼神很不自然地朝他这边扫了一下。就是那一瞥，不是普通工人见领导的敬畏，而是一种不该出现在这种地方的审视。 周恩来没有露声色，他点了点头就继续往书屋方向走，但心里已经有了判断。不是神经紧张，他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就接触情报工作，之后又在上海长期负责中共地下情报战线。 这类眼神，他太熟悉了。 出于谨慎，他进屋后立刻给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打了电话，只说了一句：“中南海里有个花匠，我觉得不对劲，你们查一下。” 罗瑞卿一听就坐不住了。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各地还没完全肃清旧势力，中南海这样要害之地如果混进特务，那可不是小事。 他当天就派了人跟踪这个花匠，并暗中查阅其档案，结果发现，这人履历有空档，入职时间点也与当时特务活动高峰期重合。 几天后，花匠如往常一样下班，在宣武门外的一家小面馆吃面。特务科派出的侦查员分散在街对面观察。花匠吃得快，吃完没立刻走，而是绕到后院，一会儿又从后门匆匆出来，脸色不太对劲。 此时警方已经基本确认，他是在与上线接头。 “不是他眼神有问题，是他心里有鬼。”周恩来在公安部亲自参与了初步审讯。花匠一开始嘴很硬，说什么也不肯承认。 但周恩来没多说，只是淡淡地看了他几眼，说：“你如果觉得还能回台湾去，就等着吧。” 那人就低下了头，不敢再说话。 之后的口供牵出了好几个潜伏在北京的情报点。特务系统被一网打尽，中南海的安全隐患也被彻底清除。 这是1950年之前，公安系统破获的最大一起潜伏案之一。罗瑞卿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那一眼，也许要到出事那天我们才知道他是谁。” 中南海此后加强了所有外围服务岗位的审查制度，从清洁工到食堂师傅都必须经过公安系统政审备案，建立了专门的警卫部门统一管理。新 中国的第一道政治防线，就是从这些细节中筑起来的。 那名花匠的结局并不出人意料，被依法判刑，交代了全部上线。他想退出，却又害怕组织报复，结果在迟疑中暴露，走到这一步，不是偶然。 此事也让公安部明确了一个方向：情报战不是在枪林弹雨中完成的，更多是在人心、在眼神里进行的较量。中南海的保卫工作自此再无空隙可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