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大授衔前，毛主席审阅拟选名单时，在少将名单中看到了韩伟的名字，不禁眉头一皱，问到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是我的警卫排长、湘江断后的那个韩伟吗？”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伟人大笔一挥，将韩伟的名字划掉。 韩伟这个名字，和红三十四师一起，被永远地钉在了湘江战役的血色记忆里。 当年这场战役，五昼夜血战，红军从八万多锐减到三万。 中央红军为了突围，强渡湘江，红五军团担任后卫。 而红三十四师，就是这支后卫中的后卫。 红三十四师不是去打胜仗的，是去为全军断后的，是去拼命的。 在这支部队里，韩伟是第100团团长。 他带着的，绝大多数是闽西子弟兵。 这些士兵，平均年龄不过二十出头，有的甚至还不到十八岁。 他们背着步枪，扛着机枪，沿着湘江东岸固守阵地。 敌人三十万大军压境，飞机、大炮、坦克轮番轰炸。 但红三十四师死守水车镇，死守蒋家岭，死守每一处阵地。 他们寸步不退。 就连伤员，也抱着炸药包往敌人堑壕里滚。 那几天，湘江水都被血染红了。 当地老百姓说，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 韩伟在战斗中身先士卒，枪口朝前冲，最后突围时，部队只剩下十四个人。 敌人从四面围上来，弹药打光了。 他们只能拿刺刀、石头、拳头去拼。 韩伟带着这些人跳下山崖，十一人牺牲，三人昏迷。 醒来后，韩伟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他拖着伤腿，在深山老林里转了几天，靠吃野果、喝露水活下来。 但命运比山崖更险，他被国民党逮捕，关进监狱，生死未卜。 敌人用尽酷刑，想让他说出红军的动向。 韩伟一句不说。 牙被打掉了，骨头被打断了。 牢头说，这是铁人。 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合作，韩伟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他没回家，没休息，直接去了延安，进了抗大。 在晋察冀，他又成了部队的骨干。 打上下鹤山、夜袭上社，指挥如神。 百姓给他带的部队起了个外号，叫“神团”。 他是那种你给他三个兵，他能打出一个排战果的人。 后来当了第九军分区司令员，雁北支队司令员。 解放战争中，更是担任了第67军军长，指挥太原战役。 敌人说，打不过韩伟的兵。 韩伟不是那种坐阵帐中、发号施令的将军。 他总是第一个到前线，最后一个离开。 在张家口保卫战中，他用四个团，挡住了敌人四个师。 敌人打了三天，连一点边都没啃下来。 这仗一打完，中央军委点名表扬。 新中国成立后，韩伟也没闲着。 他任军事师范学校校长，后来当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但韩伟从来不讲自己是军长、是将军，他只说，自己是红三十四师出来的兵。 红三十四师的番号早没了，部队也牺牲殆尽。 但韩伟把这个身份记了一辈子。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置业，不留名。 别人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是替战友活着的。 在他心里，那些长眠在湘江边上的兄弟，才是真正的英雄。 1992年春天，韩伟在北京病重，留下遗言：不要开追悼会，不要登讣告，骨灰带回闽西，和弟兄们埋在一起。 他曾说，那些孩子一个个都喊他团长哥。 这些孩子，连一场像样的仗都没打就死了。 他活到八十多，是赚来的。 韩伟的骨灰，被安放在闽西革命烈士陵园。 那里埋着的是红三十四师的1600多名烈士。 他们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 韩伟的骨灰盒和他们放在一起，没有单独碑文。 只有一块碑，上面写着： 红三十四师烈士纪念碑。 同样在这场湘江战役中活下来的，还有朱良才和侯世奎。 朱良才是红三十四师的代政委，战斗中腰伤复发，鲜血直流。 部队强行把他送过湘江。 敌人紧追不舍，浮桥被炸断，朱良才成了极少数过江的领导干部。 后来他担任华北军区副政委，是中国第一位主动让位的开国将军。 他写的《朱德的扁担》，感动了几代人。 稿费他分文未取，连名字也不署。 他说，是朱德的扁担，不是我的。 侯世奎在湘江战役中被俘，关进衡阳、昆明两处监狱。 他不认罪，不投降，直到抗战爆发后才被释放。 他从头再来，重新入伍，从营长干到师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 1976年在兰州病逝，长眠于西北高原。 这三个人，是湘江战役红三十四师几千将士中，仅有的三个幸存并授衔的将军。 三个人，三个军衔。 一个上将，一个中将，一个少将。 他们的军功，不是从教科书里来的，是从尸山血海里活下来的。 从山崖上摔下来，从监狱里熬出来，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他们是中国军人的脊梁，是中国红军最血火的印记。 毛主席划掉韩伟的名字，不是因为不认可他，而是因为他早已超越了军衔。 那一笔，是对一个老兵最深的敬意。 韩伟不需要将星，他早已把名字刻进了山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