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亡，慈禧震怒，派曾国藩前去彻查。不料，曾国藩拖延数日才动身，审讯时也是一言不发。主审官员密报慈禧：再查大清就完了。 这位出身湘军体系、以严厉正直闻名的封疆大吏，本是曾国藩之后被慈禧委以重任的人选。 攻克天京后，湘军坐大，朝廷号令难行，慈禧一面“明升暗降”，把曾国藩调离两江，一面让非湘军出身的马新贻接掌总督印信，同时又秘密交给他一项敏感任务：追查太平天国“圣库”财宝的下落。 坊间普遍认为，这笔巨款极可能被湘军内部消化，马新贻的调查，自然触碰到了不该碰的利益神经。 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二日这天，南京晴空万里，演武厅内甲光森然。马新贻身披官服，佩剑登台，检阅列阵的将士。 射箭演示声声破空，喝彩此起彼伏，他一面记功论赏，一面想着如何整顿地方军政。谁也想不到，一场精心安排的阅兵，很快会变成惊动天下的血案。 演练将近尾声时，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突然冲出人群，哭诉不已，引得总督上前盘问。就在所有人的视线被这一幕吸引之时，另一名身形矮小的人影闪电般扑出，利刃直刺马新贻右肋。 鲜血从指缝流出，总督当场重伤，数小时后不治而亡。刺客张汶祥并不逃走，而是昂首认罪，自称“大丈夫行事，敢作敢当”。 关于他与马新贻的关系，坊间流传着复杂的版本。一说两人早年曾在乱世中相识，张汶祥原是山寨头目，仰慕马新贻才干，以结义相逼，四人盟誓同生共死，还在战阵之中彼此扶持，让马新贻屡立战功，官运亨通。 可随着官位节节高升，这位旧日“兄弟”不再参与机密决策，情分渐淡，张汶祥心有怨气。 另一说法则指向他个人生活的悲剧：在太平军中服役时回乡，发现妻子背叛并霸占家产，他曾寻求官府主持公道，却未获回应，从此迁怒于马新贻。行刺之后，他对外供称是因“办事不公”怀恨在心，趁阅兵之机下手。 可是，无论是结义反目的故事，还是家事纠葛的供词，都难以解释，为什么一道刺杀命令会引来慈禧太后震怒，几度下诏“彻查到底”，又为何在几位重臣过场之后草草收场。 马新贻被杀后，慈禧先命江宁将军魁羽、漕运总督张之万会同审讯，很快又点名曾国藩赴江宁查案。曾国藩先以“有病”为由拖延启程，足足三月才抵达南京。到了现场，他多半沉默旁观，真正的审问交由郑敦瑾主持。 郑敦瑾从张汶祥口中听到的，既有“太平军旧部”的身份，又有家变私怨的说辞。他心里清楚，这不过只是台面上的故事，真正牵连的是湘军与朝廷之间那笔说不清的账。 于是，他在奏报中既承认刺客对总督“怀怨在心”，又含蓄点出“再查下去，大清就危险了”。 慈禧太后同样陷入两难。一方面，两江总督当街被杀，天家颜面尽失，必须摆出震怒与追责的姿态；另一方面，她又离不开湘军这样的地方武装来维持残破的王朝。 一旦顺着“圣库”之谜查到底，不仅可能牵出一批军中权贵，甚至会把曾国藩本人推上风口浪尖，引发南方兵权大震荡。 最终，在皇权与现实的权衡下，慈禧默许了一个“最不坏”的结局：把张汶祥定性为因私怨行刺的“孤立疯徒”，凌迟示众，案卷封存，不再深究。 曾国藩借此保全了湘军的根基，郑敦瑾则干脆辞官归隐，以示自保，马新贻的死因留下一连串空白。 “刺马案”的真相，自此成了晚清史上的疑云。但它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在于谁指使了那一刀，而在于这场风波暴露出的权力裂缝：中央不敢碰触地方实力的核心利益，只能在“真相”和“稳定”之间选择后者。 日后张之洞筹办汉阳铁厂，被部分湘籍官员以“破坏风水”为由掣肘，东南互保时南方督抚公开抗旨，都可以从这条裂缝中找到隐约的影子。 那声响在校场上的惨叫，像是晚清王朝的一道预告：当一国之君和封疆大吏都不再敢面对真相时，这个王朝离终局，已经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