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永远记得那些年份，像旧账本上的一笔笔刻痕。 那年，邮差在村口喊出他考上县一中的名字。傍晚，他听见猪圈里传来父亲笨拙的安抚声，和次日清晨空荡荡的沉寂。学费有了着落，餐桌上却很久没见油花。 那年，大学录取通知书翻山越岭而来。父亲蹲在田埂上，对着那头养了多年的老黄牛抽了一宿的旱烟。牛被牵走时，回头哞了一声，父亲别过头，只是挥挥手。那笔钱，厚厚地垫在了他的行囊最底层。 那年，他在信里小心翼翼提及了一个女孩的名字。此后，父亲佝偻的背似乎更弯了，脸色时常透着一种虚弱的苍白，却总在汇款单附言里工整地写下：“父安，勿念。” 那年，他毕业，满怀憧憬，却被城市的第一道门槛撞得生疼。电话里，女孩的哭泣和丈母娘冷静的声音交织：“房子，是起码的着落。”他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也就在那前后，老家传来消息，父亲雨天赶路，摔进沟里，被路过的人救起，送进了县医院。 很快，一笔数额“正好”的钱汇到了他的账户。附言简短，是父亲歪扭却熟悉的笔迹：“拿着，爹没事。” 他连夜赶回医院。父亲头上缠着纱布，见他进来，只是吃力地从枕头下摸出一个存折，塞到他手里，干裂的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那存折上的数字，刺得他眼睛生疼。他颤抖着翻到最后一笔流水——日期就在父亲摔倒的几天前，交易摘要栏里，印着冰冷的四个字：人身保险理赔。 婚礼那天，热闹非凡。父亲穿着不合身的西装，坐在主桌，安静地笑着。只有儿子知道，父亲口袋里，揣着一张再也无法兑现的体检单，和一份用全部未来为他换来的“礼物”。 从此，他的天空得以晴朗，而父亲的世界，却永远地塌陷了一角，沉默地，成为了他地基里最深、最沉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