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在钱学森回国的邮轮上，一位美国老太太叫来船长： “你不认识他吗？钱先生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怎么能让他们一家四口挤在狭小的三等舱？” 1955年，抗美援朝刚结束不久，冷战正酣。钱学森想回国？那简直比登天还难。 他在美国待了整整20年。从1935年那个意气风发的留学生，到后来享誉全美的火箭专家，他拥有一切：地位、名誉、幸福的家庭。可是，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这位大科学家坐不住了。他骨子里流着的是钱镠后人的血，那句“利在天下必谋之”的家训，让他做不到在异国他乡独享安乐。 1950年他刚流露出要回国的念头，美国人立马翻脸。海关扣人、联邦调查局抄家，理由荒唐得可笑——说他携带机密。实际上，他带的都是些草稿和书。紧接着就是那段著名的黑暗时光：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 在那里的15天，简直是人间地狱。探照灯24小时照着，不让睡觉，每隔几分钟就有看守来查看。等他被保释出来时，整个人瘦了30磅，连失语症都患上了。但这还没完，接下来的五年，是无休止的监视和软禁。 直到1955年，转机来了。这可不是美国人突然良心发现，这是国家博弈的结果。中国释放了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才换回了钱学森的一张回国船票。正如后来有人评价的：这大概是外交史上最划算的一笔“买卖”。 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钱学森一家四口挤在那个狭小的三等舱里。为啥是三等舱？一方面是美国方面的刁难，另一方面，此时的钱学森早就不在乎什么物质享受了。 当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只有7岁。在孩子的眼里，这或许只是一次漫长又好玩的旅行。多年后钱永刚回忆说，那时候他对父母经历的磨难毫无概念，只觉得船很大，海很蓝。可对于钱学森夫妇来说，这21天的航程，每一秒都绷紧了神经。 船上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美国方面虽然放人了，但背地里有没有黑手？当时那个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国民党特务、美国激进分子，谁都可能成为威胁。 就在这时，一封神秘的电报送到了钱学森手中。 电报的署名是他父亲钱均夫。内容很简短，也没什么寒暄，只反复叮嘱一件事：沿途切勿下船。 这艘邮轮的路线是：美国旧金山出发，经洛杉矶，过夏威夷，停日本横滨，经菲律宾马尼拉，最后到中国香港。 按照常理，这么漫长的海上航行，船靠岸时，乘客们都会下去透透气、买点纪念品，顺便吃顿好的。但看到这封电报后，钱学森哪怕心里再闷，也坚决执行了父亲的指令。 在夏威夷，他们只做了极其短暂的停留；到了日本横滨，那是特务活动最猖獗的地方，一家人死死守在船舱里，半步没挪。到了菲律宾马尼拉，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后来回到上海，见到父亲钱均夫，钱学森纳闷地问起那封电报的事儿。谁知老爷子一脸茫然：“我从来没有发过这封电报啊？” 这就怪了。电报明明写着父亲的名字，语气也像，但这事儿父亲居然不知道？ 当时大家都在忙着搞建设，这事儿也就没深究。直到2005年以后，外交部解密了一批档案，这个谜底才真正揭开，此时距离钱老回国已经过去了整整50多年。 原来，这封电报根本不是钱均夫发的，而是中国外交部发的。 当年国家虽然通过谈判赢回了钱学森，但深知路途凶险。有关部门得到情报，敌对势力很可能在沿途港口对钱学森下手，制造“意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外交部决定发电报预警。但如果直接用官方名义，一是有可能被船方截获扣押，二是怕引起钱学森不必要的恐慌或者被特务察觉。 于是，他们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借用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名义。知子莫若父，父亲的话，儿子一定会听，也一定会毫无保留地执行。 看到这份解密档案时，钱永刚先生在档案馆里久久不能平静。那张泛黄的电报纸上，每一个字都透着国家对一位赤子的珍视。这种保护是无声的，是隐秘的，但却是最坚实的。 咱们回过头来再看那位美国老太太的质问：“怎么能让他挤在三等舱？” 在老太太眼里，体面就是宽敞的房间、精致的服务。但在钱学森这里，体面是“我终于可以挺直腰杆，为自己的国家干活了”。 这就是钱学森那一代科学家的风骨。他在美国的时候，拿着顶级教授的薪水，开着名车，那是生活优渥；但他回国后，住老楼，穿中山装，吃食堂，这才是精神上的富足。 大家都知道那个著名的段子。后来陈赓大将问他：“咱们能不能造出导弹？”钱学森回答得那叫一个干脆：“外国人能造，中国人都比他们矮一截不成？”就这一句话，陈赓握着他的手说：“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从三等舱走出来的钱学森，用这股子气，把中国的导弹送上了天，把卫星送进了轨道。 1955年的那艘邮轮，载回的不仅是一个科学家，更是一个民族挺直脊梁的希望。 那个美国老太太看不懂三等舱里的钱学森，是因为她不懂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在那个狭小的船舱里，钱学森或许身体是局促的，但他的目光早已跨越了太平洋，看到了大漠深处升起的蘑菇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