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年，褚时健在云南省高院，做最后的陈述：“说我受贿3630万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400万，这个我承认，这是17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 时间拨回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现场，空气仿佛凝固。站在被告席上的，是彼时已71岁高龄的昔日“烟草大王”褚时健。面对庄严的法庭，他说出了一段令在场所有人陷入死寂的陈述："受贿3630万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我不认，没拿过，违规收入400万，我认，这是17年多发的奖金。" 这段话宛如一记闷雷，于世纪之交的商业史册上轰然炸响，其声震荡，在时光长河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响，警醒着后来的逐梦人。一个亲手缔造商业帝国、每年为国家创造200亿税利传奇人物，最终却因为这400万元的“违规奖金”彻底栽了跟头。 在那个时刻，恐怕没有任何人敢预言，这个满头银发的风烛残年老人，竟会在十几年后，凭借着在哀牢山上种出的冰糖橙，奇迹般地实现触底反弹。回看当年的检方指控，字字句句都透着冰冷的寒意：贪污174万美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318万美元。 然而，褚时健至始至终咬死不松口的，唯有那400万元——那是他计算得清清楚楚、认为自己应得的17年累计超发奖金。 在他掌舵玉溪卷烟厂的那些年里，通过修复锅炉、引进海外设备、改良烟叶种植等雷霆手段，将一家破败工厂的年税利从几千万拉升至惊人的200亿。这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撑起了云南财政的半壁江山。可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厂长，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却只有区区几百块钱。 这笔账，无论放在哪个维度的商业逻辑里推演，都显得极度违和：给国家赚回了上万倍的真金白银，自己仅仅因为多拿了一个零头，就沦为了阶下囚。翻阅当年的庭审记录，辩护律师曾反复质询那些所谓涉案美元的具体去向。 作为关键证人的罗以军在庭上也不得不承认“细节记不清了”，供词中甚至存在矛盾之处。但最终的判决书上，依然黑纸白字地敲定了“贪污罪成立”的结论。把视野拉长，这其实并不是国企掌门人第一次因为“灰色收入”或者“违规待遇”而遭遇滑铁卢。 在上世纪90年代那个激荡与混乱并存的岁月里，大批厂长经理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们一边在商海搏杀为国家创造巨额营收，一边却拿着与贡献完全不成正比的低廉工资。奖金发多少、怎么发，往往缺乏明文规定，全靠上级领导“拍脑袋”决定。褚时健案甫一曝光，舆论场瞬间炸开了锅，声音撕裂成截然对立的两极。 有人痛斥他贪得无厌、晚节不保，也有人扼腕叹息，替他高呼冤枉。更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是，就在褚时健被判刑的第二年，国家便紧锣密鼓地推出了经营者持股和年薪制改革。这一政策的转向，仿佛是在用一种无声的方式默认：当年的分配规则，确实存在严重的滞后与漏洞。 类似的悲剧并非孤例，像牟其中、兰世立这些曾在商界呼风唤雨的人物，无一不是在规则模糊的灰色地带摔得头破血流。为什么这种“能人落马”的悲剧在那个年代屡禁不止？归根结底，这是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制度错位引发的阵痛。 回顾褚时健的一生，从早年管理酒坊将两斤半苞谷酿出一斤酒，到1963年接手曼蚌糖厂。他通过改进燃料和工艺，硬生生将烟叶出糖率从四成提升到了六成，让亏损企业一年扭亏为盈。再到后来引进香港先进设备，让红塔山香烟畅销全国。 这些神乎其技的商业操作，如果放在今天，足以让他名正言顺地拿走千万年薪外加巨额股权。但在那个年代，他能得到的最高褒奖，或许仅仅是一张印着“先进工作者”的单薄奖状。 他在庭上那句"17年多发的奖金我认错"，与其说是在向法律认罪，不如说是在向那个分配制度尚未觉醒的时代低头。2002年，因严重的糖尿病获准保外就医后，74岁的褚时健没有选择颐养天年，而是带着老伴爬上了哀牢山。 面对2400亩荒山，他举债1000多万，从清理杂草、修路引水做起，哪怕头几年果树只开花不结果，甚至赔了个精光，他也从未退缩。直到2012年，“褚橙”横空出世，通过电商卖到了15块钱一斤，依然供不应求，成为著名的“励志橙”。 这个大起大落的结局，像极了一个深刻的隐喻：当市场规则被理顺，个人的能力自然会兑现成合法的财富。他晚年重新赚回的上亿身家，再也没有人提出半点质疑，因为这里的每一分钱，都清晰地写在合法的销售合同和完税证明上。 对比1999年法庭上那备受争议的400万，两者本质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是由于制度缺位造成的“灰色”，一个是市场经济阳光下的“透明”。那些当年指着脊梁骨骂他贪官的人，后来又转头热烈追捧他的励志传奇。 这份巨大的社会心理割裂感，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时代确实变了，规则也进步了。但那个特定时代欠褚时健的那笔账，或许始终没有人敢正面站出来，把它彻底算清楚。 信息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 年相关期数或云南省高院（1998）云高刑初字第 1 号刑事判决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