粪霸于德顺：将全北京粪便占为己有，攒下127套四合院及1500亩农田，结局如何？ 北平的胡同口，天一亮就有一阵闷响：粪桶磕在青石板上，咚一下，味儿也跟着冒出来。 掏粪工背着不加盖的桶，走一步晃一步，路边人捂鼻子躲开，嘴里嘟囔两句，也只能认。城里人离不开这活计，城外的庄稼也离不开这东西，脏归脏，却是硬通货。 这门粪业在北京不算新鲜事，明代中叶起了头，到了清代就慢慢成了规矩。 起初谁都能收，没什么地界，大家都往富人家钻。富人吃得油水足，粪便肥力大，卖到郊外更值钱，掏粪工为争屎抡拳头、抄家伙的事不稀奇。 闹久了，反倒磨出一套土办法：按路分段，各走各的线。 固定路线叫粪道，能在这条线上收粪的人叫道主。说白了，谁拿着这条线，谁就能把一片胡同的粪便当成自家买卖。 更要命的是，粪道在民间被当成不动产。 没有哪张官文正式盖章，街坊四邻却默认能转让，价码摆得明明白白：一条粪道大概值二三百个大洋。 大的道主手里攥着好几百户，掏粪工是干活的，道主像坐庄的。 住户要是嫌贵、嫌慢，顶多抱怨两句。道主真要使性子，拖着不掏，臭气就能把院子逼成火药桶；闹到门口撒泼，很多时候连政府部门也难压下去。 清理费想涨就涨，住户只能憋着气掏钱，敢怒不敢言，回屋关上门还得给孩子念叨一句别惹事。 粪道占有者抓住的就是这份离不开，一停工，整个院子都得跟着犯难。 粪便卖给农民，又是另一套算盘。 那时化肥还没普及，农田想多打粮就得施肥，自家粪便不够用，农民只能掏钱买。道主就跟农民磨嘴皮子，把价抬上去，嘴上说得天花乱坠，心里算盘打得噼啪响。 有的更黑，往粪里掺水，加石头、沙子，斤两一重，钱就多一截。 农民看出来也没辙，地里缺肥，庄稼不等人，只能咬牙认栽。 城里人怕脏，农民怕减产，粪霸夹在两头，软磨硬泡，能骗就骗，能逼就逼，榨出来的都是实打实的银钱。 掏粪工也不是散沙。 平日里为粪源打架，对外却抱团得紧。很多人同省同乡，外地混口饭吃，怕被人欺负，就凑成类似同乡会的圈子。 大一点的道主干脆开粪厂，粪厂多了就成大粪商。 他们不一定亲自背桶，主要是把粪桶、粪勺租给底层掏粪工，再收手续费。 底层人汗流浃背，满身味儿，上头的人坐着数钱，日子过得滋润。 粪厂里一排桶勺靠墙放着，谁来领、谁该交多少，记得清清楚楚，像开了个小账房。 于德顺就是从这摊泥里爬出来的狠角色。 他又名于茂亭，外号大肚子，河北人。清光绪二十七年，也就是一九零一年进京，先干掏粪。 心里也明白，光靠背桶、运粪，累断腰也难翻身，于是走了另一条路：攀附权势。 那时有个叫汪文彬的很有势力，于德顺认了干爹。靠着这层关系，他强行买下几条粪道，又吞并小粪霸，清亡后势力越滚越大。 他最会的不是掏粪，是占位子。 一九二八年，他当上北平粪夫工会理事长；一九三六年又做了粪便事务所主任。 日伪时期，他坐到北京市粪便协会会长的位置，还兼任粪便调解委员会主任。 工会、事务所、协会、调解，一串头衔挂在身上，谁进谁退、谁吃谁亏，话语权基本都绕不开他。再加上勾结政商关系打压对手，雇打手吓人，甚至欺压、殴打爱国学生，参与迫害进步人士、破坏学生运动，手段又脏又狠。 钱来得也快。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被说成北京首屈一指的大粪霸，独霸三十六条粪道。 家产的说法有不同口径：有的说房产一百余处，有的按细数写成北平房产八码共一百间，还提到两处商铺。土地数字更扎眼，良田一千五百亩上下的记载反复出现，另在河北老家置宅院一处，还有土地七十亩。 数字怎么统计各有讲法，臭名倒是一致。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卫生被当成硬任务来抓。 为了改善健康与卫生条件、保障居民生活，有关部门发布关于改革粪道制度的公告，要整顿粪道，建立更安全卫生的城市排污系统，用更科学高效的办法管这摊事。 于德顺觉得饭碗被掀，旧日那套地痞做派又上身，聚集一群人跑到相关部门门口闹事，公然挑衅。 结局也写得明白：一九五一年，他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判处死刑，公开枪决。 消息传开得快，粪道这类民间地契被一条条收拢整顿，旧圈子的靠山散了，靠吓唬人吃饭的路子也断了。 不少人这才明白，卫生这件事一旦有人真管，谁想把臭水当私产，都得付代价。 枪声落下去，胡同还是胡同。 清晨的青石板还会被粪桶敲出那声闷响，掏粪工低着头走过，桶里晃着一截浑浊的影子，风一吹，味道贴着墙根散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