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白求恩就是个好人，课本里那种，脸谱化的好人。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这根本不是一个“好人好事”的故事。这是一个顶级大牛，降维打击的故事。 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小镇，父亲是长老会牧师，祖父创办了多伦多大学三一医学院，这让他早年接触医学。1909年他进入多伦多大学学习生理和生化，1911年中断学业，到边远地区教移民工人识字，同时当伐木工自食其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4年他入伍担任担架员，在比利时战场受伤，返回加拿大完成学位，1917年获医学博士。战后，他在伦敦儿童医院进修外科，1924年移居底特律开设诊所，1926年感染结核病，到纽约疗养院治疗，通过人工气胸术康复。 1928年起，他在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和圣心医院专攻胸腔外科，1933年成为部门负责人，入选美国胸外科协会执行委员会。那时整个北美只有少数专家获此职位。他研发多种器械，如肋骨剪，能快速切断骨骼减少出血，肺癌切除存活比例达75%，高于北美平均水平。他每周为低收入工人免费诊治，自费提供药品。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赶赴马德里，组建移动输血队，使用柠檬酸钠保存血液，通过改装车辆在前线采集和输送，减少伤员失血死亡。这项创新彻底改变战地救护方式。 1937年，他返回加拿大宣传反法西斯，1938年1月前往中国抗日战场，携带药品和设备进入延安，后转至晋察冀边区。那时中国医疗基础薄弱，胸腔外科刚刚起步，1940年北京协和医院才完成首例食管癌切除。当地医务人员多未经正规教育，对精密器械不熟悉，手术场所用山洞或小庙替代，台面由门板搭建，照明靠煤油灯和镜子反射，消毒用煮沸盐水。他带来北美先进战地体系，包括移动单位和血液运输方法。 1939年4月，在一次战斗中，他将手术区设在距前线五公里处的小庙，连续工作69小时，处理115名伤员，其中多为胸部创伤，这些手术在当时中国少有人能独立完成。他优先处理重症，如腿部旧伤伴感染，先清创止血，再切除坏死组织，用羊肠线缝合。一次敌机袭击后，他继续操作，保持高存活比例，尽管缺乏抗生素和无菌环境。他不仅手术，还传授技术，没有教材就编写战地外科手册，用图文解释步骤，便于识字少的医护学习。 他指导本地工匠复制器械，如用竹片制夹板，动物肠线做缝线。他示范基础操作，从清洗创面到结扎血管，再到开胸术，重复教学直到学员掌握。这些训练让数千名原仅处理轻伤的人员学会复杂外科，成为抗日医疗骨干。他行程750公里，提供巡回诊治，建立模范医院和卫生学校，引入北美管理经验，如缩短伤员转运距离，提高及时率。他设计便携手术台和药箱，可用骡子运输，便于山地移动。 1939年夏，他任晋察冀军区医疗顾问，在聂荣臻指挥下，巡视基地医院，组织教学。他完成千余台手术，面对易感染战场病例，凭专业维持救治成功。他提出手术台靠近火线，改变以往转运延误问题，让更多战士存活。在资源短缺下，他用现场材料创新，如木箱变台面，指导建临时设施。他的努力播撒现代医学种子，影响边区医疗体系。 1939年10月29日，白求恩在手术中切伤左手中指，三天后处理一例颈部感染病例时，伤口暴露导致感染。由于营养不良和缺乏抗感染药，病情恶化成败血症。他拒绝截肢，继续口述工作安排，建议多购奎宁治疟疾，避免在北平和天津买药，因价格高于上海和香港。11月11日，他写信给聂荣臻，预感病情严重。次日晨，他于河北唐县黄石口村逝世，年49岁。他的事迹激励医务人员，推动中国医疗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