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1日深夜，一个手握价值法币7000亿元财富清册的军统站长徐宗尧，正在做出人生中最危险的决定。掌控如此巨额财富的特务头目，完全可以携款南逃或去台湾过富足生活。但他却选择了一条几乎等同于自杀的道路——率整个北平站起义投共。 更诡异的是，让他接任这个肥缺的，竟是毛人凤的亲表兄弟王蒲臣。这份厚达几十页的财产清册，详细记录着从汉奸手中没收的珠宝玉器、古玩文物、字画书籍、金银器皿，总价值达法币7000亿元。 徐宗尧并非军统嫡系，而是东北军出身的"半路出家"者，1941年在前往重庆途中，被军统少将冯贤年"被迫"拉入军统。这个细节至关重要——在军统这个等级森严、派系林立的组织中，非嫡系人员永远是边缘人物，随时可能成为替罪羊。 1948年12月15日，当平津战役已经打响、北平守敌岌岌可危之时，毛人凤却突然让王蒲臣抽身，任命徐宗尧这个非嫡系接任北平站站长。用徐宗尧自己的话说，这是让他充当"替死鬼"。 这个任命背后藏着什么？1949年1月6日，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飞到北平处理交接，席间传达了毛人凤的指示：愿意撤退南京的自筹路费，到南京后实报实销。注意这个细节——"自筹路费"四个字耐人寻味。 北平站作为甲种站，掌握着巨额没收财产，毛人凤却要求手下自筹路费？这明显是暗示他们自己想办法捞一笔。更关键的是，1月19日王蒲臣才正式移交，但在此之前，他已命令人事室主任张玉振销毁了所有1945年以来的人事档案。 王蒲臣移交的，只是一份财产清册和一堆不重要的档案。真正的核心人事档案，已经被提前销毁。这是在给徐宗尧设套——没有人事档案，徐宗尧就无法掌握北平站的真实底细，更无法向上级或下级交代。 徐宗尧接手后的处境堪称绝境。1月20日，北平看守所所长周正送来两个签呈：一个是释放100多名政治犯，一个是枪毙三个人。这是个致命的考验——签释放，就是对不起蒋介石；签枪毙，就会激怒即将进城的共产党。 徐宗尧的选择很巧妙：批准释放，推辞枪毙说要请示上级。但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1月22日下午5时，傅作义在怀仁堂召集军统头目开会，宣布和平协定已签字，愿意去南京的负责派飞机送走。会后，王蒲臣、杨清植等人立即准备南逃。1月23日，约100人飞往南京，北平站下属各单位群龙无首，气氛凄凉紧张。 此时徐宗尧面临三个选择：第一，跟随王蒲臣南逃，但他没有王蒲臣的背景，到南京也只是被边缘化；第二，携巨额财富逃亡海外，但作为特务头目，这条路几乎等于自寻死路；第三，起义投共，但风险极大。 徐宗尧的起义准备极为周密。他首先策动了两个关键人物：冯贤年和李英。有了这两个人的支持，徐宗尧在北平站内部就有了基本班底。1月19日接收北平站后，徐宗尧旋即任命吴宗汉为内勤专员、代理副站长，冯贤年为外勤联络专员，全面掌控局面。 1月24日，当北平支台人员争论何去何从时，徐宗尧赶到现场讲话，大意是蒋介石、毛人凤不关心大家安全，至今未派飞机运人、电台，继续坐以待毙是死路一条。他问交通支台台长阎守仁为何接任，阎答："徐先生接任北平站，一定会有好办法，所以我才接。"徐回答："我的好办法是投诚共产党，你封闭支台，停止发报、联络，造册准备移交。" 1949年2月1日，徐宗尧在弓弦胡同4号见到解放军军管会北京市公安局一处处长冯基平，交出了保密局北平站清册。他的投诚成果包括：释放100多名政治犯；交出大批武器、电台、密码本及100多人的人员登记名单；交出法币7000亿元的财产清册；协助侦破王蒲臣布置的5个潜伏组。这是保密局系统中唯一一次完整的整建制起义。 徐宗尧的盘算其实很清楚：第一，他看透了毛人凤让他当"替死鬼"的用意，与其被当弃子，不如主动求变；第二，他是非嫡系，在军统内部没有根基，去台湾也不会有好下场；第三，他手握北平站的完整情报，这是向共产党投诚的最大资本；第四，通过池峰城这条线，他确认共产党愿意接受他的起义。最关键的是时机——如果早几个月起义，他没有足够的筹码；如果晚几天，王蒲臣布置的潜伏组织已经完成，他就失去了价值。 1949年1月这个时间窗口，是徐宗尧能够掌握全局的唯一机会。王蒲臣虽然销毁了人事档案，但通过冯贤年这个内部人，徐宗尧仍能摸清底细。更重要的是，北平站的百余名特务此时正处于恐慌状态，群龙无首，容易被掌控。徐宗尧用"投诚共产党"这个选择，给了这些人一个相对安全的出路，避免了他们继续从事破坏活动。 这个看似走投无路的军统站长，实际上把一手烂牌打成了王炸。他用北平站这个筹码，换来了新政权的宽大处理。 新中国成立后，徐宗尧曾任政协北京市第三、四、五届委员会委员，1990年去世。相比那些逃往台湾的军统特务，相比那些被镇压的特务头目，徐宗尧的结局堪称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