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式向联合国递交申请！ 1月16日，我国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递交申请，拟将福建厦门作为新联合国BBNJ《公海条约》秘书处所在地。 这步操作绝非临时起意，刚好卡在条约1月17日正式生效的前一天，时间点掐得极准，处处透着精心布局的巧思，既亮出了我国主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态度，更顺势补上了当下国际治理格局里的关键缺口。 之前美国掀起的“退群潮”余波未平，一口气和66个国际组织、条约切断关联，这种大面积甩锅式的孤立主义操作，直接给多边主义框架划开了一道口子。 原本由西方攥着主导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跟着美国的任性离场陷入权力空窗，不少国际议题没了核心推动力就卡在原地，各国都在盯着，看谁能接下这份担子。 我国就是在这个关键当口主动补位，这份申请书远不止“找个地方办公”那么简单。 《公海条约》全名叫《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管着地球三分之二的公海区域，上到深海采矿的规则制定、海洋遗传资源的分配方案，下到公海保护区的划设、环境影响的评估流程，未来145个签署国的博弈协商，都得围着秘书处转。 选定厦门当承办地，是多方面权衡后的结果，绝非单纯看地理位置顺眼。 这座扎根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开放的基因早就融进了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目前已和239个国家、地区建立起稳定的贸易往来，2024年外贸进出口额冲破9300亿元，占了福建省近一半的份额，跨境电商包裹量更直接突破1亿件，经济外向度高达108%。这样扎实的国际化商贸底子，完全能扛住秘书处日常的跨国沟通、物流保障等配套活儿，给各国代表搭好顺畅沟通的桥梁。 过硬的法务服务能力，更让厦门在一众候选城市里站稳了脚跟。秘书处的核心活儿之一，就是协调各国在海洋利益上的纠纷，处理那些缠人的跨国商事争议，而厦门海丝中央法务区刚好能精准对接这份需求。 这里聚了上千家专业法务机构，还设了国际商事法庭、海事法庭，累计处理过2700多件涉外案件，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的全球首个代表处都落在了这儿，成熟的法务体系能给条约落地筑牢根基。 厦门在海洋生态保护上的实战经验，也和《公海条约》的核心理念踩在了同一节拍上。条约的核心是平衡公海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厦门早就把这套理念落到了城市发展的实处。 厦门湾的中华白海豚种群数量稳定在60头左右，红树林湿地生态保护做得有声有色，近岸海域优良水质占比达到91.7%，红树林湿地蓝碳交易量更占了全国八成。 这些实打实的生态治理成果，能给全球公海保护提供可借鉴的范本，让秘书处的工作不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规则制定，更能落地到具体行动中。 我国在公海治理上实打实的行动力，也给这次申请加了不少分。作为全球第一个搞公海自主休渔的国家，从2020年起，我们先后在西南大西洋、东太平洋、印度洋北部等公海重点渔场推行休渔政策，把所有没有国际组织管控的公海海域和鱼种都纳入了管理范围。 与此同时，我国还深度参与了《公海条约》近20年的谈判进程，牵头推动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条约落实“3030”目标（2030年保护全球30%的海洋和陆地）提供了关键支撑，这份诚意和执行力，联合国都看在眼里。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经明确释放了积极信号，称《公海条约》生效是“多边主义的历史性突破”，还催促各国尽快推进秘书处选址工作。 西方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也直言，这一动作足以看出我国填补全球规则空白、主动参与治理的决心，值得国际社会重点关注。 再看其他大国，美国虽然签了条约，却因为国内政治斗争迟迟不批准，还接连退出相关国际组织，根本没能力扛起秘书处的担子；日本、俄罗斯等国要么犹豫不决、持观望态度，要么缺乏配套能力，我国的申请刚好填上了这个空缺。 这场选址较量并不是毫无悬念，目前厦门要面对比利时布鲁塞尔和智利瓦尔帕莱索的竞争。 布鲁塞尔靠着欧盟大本营的优势，在国际规则协调上有老底子，外交官们对当地环境也更熟悉；智利则主打“南半球牌”，想拉拢发展中国家抱团支持自己。 我国要想脱颖而出，不光要亮出硬实力，更得凸显中立性和包容性，让各国都相信，秘书处设在厦门不会变成一家说了算的局面，而是能公平服务所有成员国，就算是存在海洋分歧的国家，也能在这里找到协商解决的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