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末的重庆，渣滓洞监狱是国民党秘密警察体系关押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要地。那里囚禁的不只是政治犯，还有许多被认定为政治威胁者。 行刑队拉动枪栓的金属撞击声，在清晨的雾气里格外刺耳。黄茂才被反绑双手，跪在潮湿的泥地上，他忽然用尽全身力气嘶喊起来：“我不是特务！我帮过江姐！我传递过消息！”那声音凄厉又绝望，穿透了刑场的寂静。围观的人群里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有人别过脸去。枪响了。 很多年后，当历史学者翻开泛黄的档案，当亲历者颤巍巍地讲述往事，这个在刑场上高喊“冤枉”的小人物，形象才逐渐清晰、复杂起来。他不是电影里那种脸谱化的凶神恶煞，恰恰相反，在渣滓洞众多看守里，黄茂才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他出身四川农家，读过几年私塾，为谋生路才进了警备司令部，阴差阳错被派到渣滓洞当记录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个“文职辅警”。 渣滓洞是什么地方？高墙电网，刑讯室里日夜传来惨叫，空气里永远弥漫着血腥和霉味。黄茂才最初也战战兢兢，按部就班地做着他的工作——登记名册，传递简单的物品。转变是在无声中发生的。 他负责的牢房里，关着一位叫江竹筠的女囚，狱友们私下都尊敬地称她“江姐”。这个女人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受过重刑，走路都困难，眼神却依然清亮坚定。她会对送饭的黄茂才轻轻说声“谢谢”，看到黄茂才衣服破了，甚至会提醒一句“天凉了，小心感冒”。 真正触动黄茂才的是一件小事。有一次，江姐悄悄托他带一张小纸条给隔壁牢房的难友，上面没有密信，只有用石头磨出的粉末画的一枝小小的梅花。黄茂才当时吓得手心冒汗，这可是杀头的罪过。 但他看着江姐苍白却平静的脸，鬼使神差地，把纸条塞进了袖口。后来他知道，那天是那位难友妻子的生日，梅花是他们夫妻的定情信物。在人间地狱里，这一点点人性的微光，让这个年轻的看守内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他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难友们需要互通消息时，他会故意在走廊上多站一会儿；外面地下党组织设法送进来的少许药品和营养品，他会想办法转到最需要的伤员手里；他甚至偷偷帮一位有孕在身的政治犯，换过一床稍厚实点的棉絮。 他做这些事时怕得要命，知道自己是在刀尖上行走。但他忘不了江姐他们谈起未来新中国时，眼里那种灼热的光芒，那光芒和他麻木的日常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奇异的吸引力。 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开始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黄茂才在那段混乱黑暗的日子里，侥幸脱身，逃回了老家。他以为，自己那些微不足道的“帮忙”，总算能抵消掉“伪警察”的罪过。 他太天真了。新政权建立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他渣滓洞看守的身份被揭发，这就是铁证。没人听他辩解，没人去核实他是否曾暗中提供帮助。在那个疾风暴雨的年代，他的故事显得太过渺小，他的身份标签压倒了一切。 于是，便有了1951年刑场上那一声石破天惊的“冤枉”。这声呼喊，被当时的行刑记录定性为“反革命分子的垂死狡辩”，迅速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思想解放的浪潮推动下，许多历史案件得以重新审视。 几位当年从渣滓洞幸存下来的革命者，联名出具证明，回忆起那个“有点沉默、但心地不坏”的黄记录员，证实他确实曾多次冒险提供帮助。漫长的复查之后，人民法院最终撤销了原判，为黄茂才平反，宣告他无罪。可惜，这一天距他含冤饮弹，已过去了三十多年。 黄茂才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一个沉重的思考。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画卷，人性更不是“好人”与“坏人”的标签所能概括。在时代的洪流中，有慷慨赴死的英雄，有卖友求荣的叛徒，也有大量像黄茂才这样，被裹挟其中、充满矛盾与挣扎的普通人。 他穿上那身制服或许只是为了糊口，却在极端的环境下，被另一种崇高的信仰所感召，内心善的种子悄然萌芽，并促使他做出了超越自身利益的危险选择。然而，历史的审判有时过于粗粝，未能甄别出那细微的灰度，酿成了悲剧。 当我们回顾这段往事，并非要为谁轻易翻案，而是为了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它提醒我们，评价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和其中的人物，都需要更细致、更立体、更富有人情味的视角。 黄茂才的平反，恰恰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与法治的完善——敢于正视历史，有错必纠。从某种意义上说，江姐等人为之奋斗的新中国，也应该是一个能容纳讲述复杂故事、能甄别具体善恶的国度。 一个卑微小人物的悲剧命运，折射出的却是关于历史、人性与正义的大命题。在追求宏大叙事的同时，我们是否也曾忽略那些细微的叹息与无声的善行？这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本文部分史实参考自《新华每日电讯》对渣滓洞幸存者及历史档案的采访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