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omo Kwame Sundaram，联合国前官员、马来西亚经济学家、亚太智库研究员 在谴责完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采取的务实应对措施后，西方国家在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却推行了相似的政策，但从未承认自己的错误。 政治化的汇率 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自1979年末起为遏制通货膨胀而大幅提高利率之后，尽管经济停滞进一步加深，但美元的价值却依然强劲。 美国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几乎没有竞争力，尤其难以与德国和日本竞争。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初期一度奉行“强势美元”政策，这削弱了出口、并刺激了进口。 1985年9月，七国集团（G7）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了“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协议同意日元与德国马克都必须相对美元大幅升值。 随后出现了“强日元”时期（日语称 endaka），这一局面持续了约十年，直到1995年年中。强日元使日本商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下降，从而为里根时代的繁荣提供了机会。 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通过加速与东德的统一进程，并推动新的欧元货币安排，避免了德国马克像日元那样大幅升值。 因此，在战后“经济奇迹”持续数十年之后，德国避免了日式灾难；日本的奇迹则在灾难性的1989年“金融大爆炸”改革后戛然而止。 资本流动自由化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敦促各国放弃资本管制之际，东亚国家大量借入美元，期待日后能以更有利的条件偿还。 与此同时，直到美国在1995年年中允许日本扭转日元升值趋势之后，美元才停止走弱。IMF在总裁米歇尔·康德苏任内开始推动资本账户自由化。这与基金组织《协定》第六条的宗旨相矛盾；该条款确认各国当局有权管理本国的资本账户。 尽管存在相当多的反面证据，康德苏领导下的IMF仍宣扬资本账户自由化所谓的种种优点。1997年年中之前，大量资本流入使东亚新兴金融市场一度欣喜不已。在“强日元”十年之后，自1995年年中起，美元开始升值。 而在1997年年中之后，当金融资本流入发生逆转时，一些东亚货币当局无力应对，只得转向IMF寻求紧急融资。 危机的诸多路径 亚洲金融危机通常被认为始于1997年7月2日——当日泰铢实行“浮动汇率”，在缺乏央行支撑的情况下，其币值迅速下跌。随之而来的恐慌如传染病般通过金融市场迅速蔓延至各国。 金融投资者——从曼谷、新加坡、香港、东京到伦敦、纽约——匆忙撤资，往往像受惊的兽群一样，盲目跟随他们认为的“市场领头羊”，却并不清楚原因。 资金从该地区各经济体迅速外逃，宛如黑暗剧院里听到火警警报的观众惊慌离场。甚至连菲律宾也遭遇资本外逃——尽管其本来获得的金融资本并不多——只因为其位于东南亚这一“错误街区”。 此前还被称为“东亚奇迹”经济体的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相关投资的信心突然崩塌。该地区的中央银行对IMF的处方心存怀疑，但自认别无选择，只能照办。 当时的新闻照片显示，IMF总裁米歇尔·康德苏神情严厉、双臂交叉，像不悦的训导主任一样站在一旁，而印尼总统则深深鞠躬签署IMF协议。这一屈辱性的画面很可能加速了苏哈托在1998年年中不久后的震撼辞职——在他于1965年9月通过残酷的军事政变夺权三十多年之后。 在更早的一次金融危机之后，马来西亚1989年的一项法律曾禁止某些高风险的银行与金融操作，但当局仍希望吸引外资进入其股票市场。泰国则因通过“曼谷国际银行业务设施”及其地方对应机制，让借款人能够直接接触外国银行，从而变得更为脆弱；债务人因此可以绕过央行的监管与审慎监督。泰铢的浮动汇率引发了该国大规模的资金外流。 随着市场信心转弱，资金也从马来西亚股市撤离，触发其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大幅崩跌；而美元在1985年至1995年间相对日元一直平稳地走弱。 在经历巨额资本外流之后，马来西亚最终于1998年9月开始对资金外流实施资本管制——此时，距危机爆发已14个月之久。 这些控制措施使马来西亚得以暂时稳定其货币和经济，但也终结了此前十年加速工业化和增长的进程。 吸取经验教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但没有承认并解决早期资本账户自由化导致的问题日益恶化，反而通过其政策建议使情况雪上加霜。该组织坚持保持资本账户开放并提高利率以逆转资本外流，这导致借贷成本上升，进而推高消费和投资成本，从而拖累经济增长。由于投资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基金组织的政策建议非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 东亚金融危机无疑是可以避免的。经验表明，金融市场与资本流动的运作方式，并不像主流理论所宣称的那样。因此，金融教条及其对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影响，遮蔽了对市场真实运作机制的更现实理解，也削弱了制定更务实、更合适政策替代方案的能力。 历史从不会完全重演。但要更好地制定避免金融危机以及实现复苏的政策，只能依赖更有信息支撑、并以历史为基础的分析。 注：本文为亚太日报原创内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