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羞布被扯掉了！”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直言：中国的数学水平比美国落后了80多年，甚至和美国上世纪40年代差不多。更让人意外的是，有网友发现，这位数学家自1980年回国后，竟然已经在中国待了数年。 丘成桐出生于广东汕头，早年随家人移居香港。1966年至1969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完成本科教育，之后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1971年获得学位。随后，他先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任职，逐步确立在数学界的地位。1982年，他成为首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华人学者，此后还荣获沃尔夫奖、邵逸夫奖等多项国际大奖。这些成就让他成为全球数学领域的权威人物。 从1979年起，丘成桐开始频繁返回大陆。那一年，他首次抵达北京，携带数学资料，与当地学者交流偏微分方程等课题。1980年后，他每年利用假期回国，推动学生出国深造，并在多家高校开展讲座。2009年，他出任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主任，推动成立相关研究所。2011年，他主导创办清华学堂数学班，选拔年轻学生，提供专项培养。同期，他在雁栖湖建立应用数学研究院，组织国际竞赛和项目，亲自指导潜力人才。这些活动让他在中国累计停留时间达数年，亲身经历数学领域的变化过程。 2024年4月30日，丘成桐在华中科技大学发表题为“中国数学的现状和将来”的演讲。他指出，中国现今数学水平尚未达到美国20世纪40年代的标准，这意味着落后约80年。这一判断源于他对两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比较。美国从1880年代派学者赴欧洲学习，到1910年伯克霍夫等人在几何和分析领域取得进展，利用两次大战吸引人才，至1960年代主导全球。日本明治维新后，高木贞治留学德国，回国改革教学，1915年在数论产生影响，到1940年代末，已有十位数学家在国际上活跃。 中国数学虽有早期基础，但发展滞后。陈省身1946年回国培养人才，却因条件限制多数学者赴美。1980年代，陈省身再次返回时年龄已高，经济因素制约投入。尽管中国在应用数学如工程计算和算法方面支持高铁、航天等项目取得成绩，但基础领域原创力不足。丘成桐强调，数论、代数几何、拓扑等纯理论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有限，本土菲尔兹奖或阿贝尔奖得主稀缺，欧美学者主导这些奖项。 教育体系是差距根源。中国学生从小学起注重应试，课程设计围绕考试，强调公式记忆和难题求解，却忽略逻辑本质和理论来源。这种训练培养高效计算者，但限制探索未知的能力。科研机制也存在偏差。高校和机构偏好论文数量和短期项目，资源分配依赖指标考核，导致学者难以专注长期研究。基础数学需十年积累，但KPI压力迫使追求快速产出，原创成果少见。 人才流动加剧问题。优秀本科生常转向金融或计算机，或出国后留居国外。本土高等教育硬件改善，但学术氛围和自由度不足。年轻数学家面临发表压力、职称评定和项目获取难题，早早放弃前沿探索。丘成桐引用国际大会数据：评选五年最佳论文，中国仅六篇入选，美国超过七十篇。这反映生态偏差，原创力和影响滞后。 丘成桐批评中国诱导学者做学问的方法太过注重物质奖励，没有照顾学问本身成就。中国有大量优青、青千、杰青等计划，很多高校只给这些“帽子”学者提供丰厚薪水和住房津贴，因此年轻学者为“帽子”拼命。年轻人不敢做最前沿学问，因为部分评委不懂这些，也怀抱私心，怕新知识流行后自己失去位置。这种因循守旧的环境，导致中国数学远落后于美国。 他建议从教育激发好奇入手，改革课程注重理解而非死记。科研鼓励长期投入，评价体系摆脱数字导向，人才培养提供耐心支持。只有这些转变，中国数学才能积累实力，逐步缩小差距。这一观点引发讨论，有人质疑数据，有人认可提醒价值。丘成桐重申，此言旨在推动进步，非否定过去努力。中国在多领域从追赶到领先，数学作为科技创新基础，一旦方向正确，即可实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