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你答应过我，新中国成立后会让我加入中国籍的！”1949年，一个外国人急匆匆

“周，你答应过我，新中国成立后会让我加入中国籍的！”1949年，一个外国人急匆匆地闯入周总理的办公室，总理听完他的话微微一笑，就让他成为了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 办公室里那台旧风扇嗡嗡地转着，吹动了桌上的文件。马海德，或者说，现在的马大夫，走出大门时，觉得北京的阳光格外亮。他摸了摸口袋里那张崭新的身份证明，薄薄的一张纸，却让他心里沉甸甸的。 他没回安排的住处，而是径直去了火车站。三天后，他出现在南方一个潮湿的小县城。这里正在闹一种怪病，消息被层层报上来，他主动请缨。没人知道，这个刚拿到中国籍的外国大夫，把这次任务当成了自己的“入籍礼”。 病人集中在郊外一座废弃的祠堂里。他一到，浓烈的草药味和另一种难以形容的气味就混在一起扑面而来。当地一位年轻的卫生员陪着他，小声说：“马大夫，大家都怕传染，您……小心些。”马海德没说话，只是从随身带的旧皮箱里拿出白大褂，仔细系好扣子，走了进去。 祠堂里光线很暗。他看到几十个病人躺在草席上，有老人，有孩子，眼神里满是痛苦和麻木。他蹲下身，开始检查第一个病人。那是个七八岁的男孩，身上长满了疮。孩子的母亲在一旁瑟瑟发抖。 检查，记录，询问病情。他做得一丝不苟，仿佛周围令人窒息的空气不存在。下午，他开了个简单的会，把有限的药品分配好，又教卫生员如何消毒、护理。傍晚时分，他正忙着给一个老人喂水，口袋里的怀表突然响了——那是他在上海行医时买的，跟了他十几年。他愣了一秒，想起今天本该有个庆祝他入籍的小小茶会。 卫生员跑过来说：“马大夫，您去歇歇吧，这儿有我们。”他摇摇头，拧干一块冷毛巾，敷在发烧孩子的额头上。“这就是庆祝了。”他笑了笑，用还带着点口音的中文说。 夜深了，祠堂里点起了煤油灯。他靠在门框上，看着里面渐渐安稳下来的病人。远处传来隐约的狗吠。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初到上海时看到的那些苦难的眼睛。这一刻，那些眼睛和祠堂里的眼睛重叠在了一起。 他知道，从今往后，这片土地上所有的悲欢，都将与他血脉相连。他轻轻关上半扇门，挡住夜风，又走了回去。煤油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稳稳地投在了中国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