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耿飚重归部队后头件事，向许世友杨得志下达对越作战命令

1979年初，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将军重新披挂上阵。他脱下了多年穿着的西装，换上了军装。这位将军，生前未曾被授予任何军衔，却赢得了＂耿猛子＂的美名，连威震军中的许世友见了他都要退让三分。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他重回军旅，肩负着为国策划重要军事行动的使命。当时的中越边境，战云密布。这位将军就是耿飚，一位从未被授予军衔的开国元勋。他在重返军队的第一天，就住进了作战指挥部。但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场行动开始前，他究竟是如何运筹帷幄，又是怎样统筹东西两线的作战计划？为何许世友和杨得志这两位战功赫赫的将军，会对他的指挥方案心悦诚服？

一、早年从戎与成长历程

1909年，耿飚出生在湖南醴陵一个武术世家。他的父亲曾在清朝抚台亲兵营任职，家中珍藏一把＂虎头双钩＂，那是皇帝御赐的宝物。在父亲的谆谆教导下，耿飚自幼习武，打下了扎实的武术功底。

然而随着辛亥革命爆发，耿家境况每况愈下。1922年，年仅13岁的耿飚为了糊口，来到湘南常宁县的铅锌矿当童工。矿场里，成百上千的童工在恶劣的环境中劳作。他们赤身裸体下井，每天与铅粉、锌尘为伴。许多工友因铅中毒而丧命，更多的人患上了严重的佝偻病。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耿飚接触到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通过工人运动，他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1925年，年仅16岁的耿飚就积极参与到工人罢工行动中，担任联络员，负责传递信息、发放传单。这一年，他还参加了震惊全国的＂十万农民扑长沙＂运动。

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在湖南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仅在耿飚的家乡醴陵，就有数万名革命志士惨遭杀害。面对白色恐怖，耿飚并未退缩，而是选择了继续战斗。

1928年，毛泽东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耿飚在浏阳组建游击队，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武艺，他很快就将七八人的小分队发展成为当地声名赫赫的游击力量。在与敌人的反复较量中，耿飚逐渐掌握了游击战术的精髓。

1930年9月，耿飚正式加入红军。凭借着出色的军事才能和过人的勇猛，他在战场上屡建奇功。那时的他总是手持一柄大刀，冲锋陷阵，在敌阵中来去自如，因此获得了＂耿猛子＂的绰号。即便是以武艺著称的许世友，也对他的身手推崇备至。

从矿山童工到游击队长，再到红军战将，耿飚的成长之路折射出那个年代革命青年的典型经历。正是这段峥嵘岁月，锻造了他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也为他日后在军事指挥上的才能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军事才能的展现

＂耿猛子＂之名在红军中广为流传，这个称号源于1934年的一场关键战役。当时，红军在黔东地区遭遇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部队被迫分散突围。耿飚带领一支小分队在敌后活动，遭遇了国民党一个连的伏击。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耿飚临机应变，指挥战士们化整为零，分散到周边的山林中。他本人则手持大刀，带领几名突击队员直接冲向敌军指挥部，一举击毙敌军连长，使敌军阵脚大乱。这场以少胜多的战斗，让＂耿猛子＂的名号不胫而走。

在强渡乌江的战役中，耿飚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谋略。1935年初，红军主力需要渡过乌江。当时正值寒冬，江水湍急，对岸还布满敌军。耿飚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利用夜色侦察敌情，寻找最薄弱的防守点。他带领一支小分队，在江边蛰伏了整整三天，最终发现敌军在一处峭壁下的防守相对薄弱。这处地形险峻，敌军认为红军不可能从此处渡江，因此防守松懈。

耿飚随即制定了详细的渡江计划。他命令战士们用藤条编织简易渡船，并在上游的支流处投放大量树枝，造成红军准备在上游渡江的假象。当敌军将注意力转移到上游时，耿飚带领突击队从峭壁下发起突然袭击，成功打开了突破口，为主力部队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长征途中，耿飚还培养出了一支特殊的作战小队。这支队伍由30名精选的战士组成，每个人都精通爬山越岭的技巧。他们不仅担任侦察任务，还经常执行断后掩护的任务。在翻越雪山时，这支小队曾多次在极端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为大部队开辟安全通道，并清除沿途的敌军暗哨。

1936年，在一次穿越草地的行动中，耿飚的特殊作战小队遭遇了特殊考验。当时，部队陷入沼泽地带，补给严重不足。耿飚带领小队成员在齐腰深的沼泽中艰难前行，探索可行路线。他们用特制的竹竿测量水深，用树枝标记安全路径，最终找到了一条可供大军通过的路线。这次行动中，耿飚还创造性地使用了＂人梯战术＂，让士兵们首尾相连，形成人体链条，成功救出了多名陷入沼泽的战友。

这支特殊作战小队后来成为红军中著名的＂飞虎队＂，专门执行高难度的特殊任务。在每次重大战役前，耿飚都会亲自带领这支队伍进行侦察，为主力部队的行动提供准确情报。这种特殊作战能力的培养，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的特种作战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外交生涯的历练

1950年，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亟待开拓。周恩来亲自挑选了一批军中干将担任外交使节，耿飚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曾经的＂耿猛子＂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担任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然而，由于美国的阻挠，中国代表团无法正式进入联合国。在这段时期，耿飚和同事们只能在纽约设立临时办事处，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展开工作。

面对困境，耿飚采取了一系列灵活的外交手段。他经常在联合国大厦外的咖啡馆与各国外交官会面，通过非正式交谈传达中国的立场。1951年，在朝鲜战争期间，耿飚还曾多次以军事专家的身份，参与联合国秘密接触的谈判，为后来的停战协议奠定了基础。

1952年，周恩来调整部署，派耿飚担任驻瑞典代表。北欧之行开启了耿飚外交生涯的新篇章。为了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这位久经沙场的将军开始刻苦学习外语和西方礼仪。他每天清晨都会收听英语广播，晚上则和妻子互相练习会话。在短短半年内，耿飚就掌握了基本的英语交际能力。

在斯德哥尔摩，耿飚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注意到瑞典的中立国地位，以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特殊影响力。为此，他积极推动中瑞两国在科技、文化领域的交流。1953年，他促成了首个中瑞科研合作项目，让瑞典的造纸技术专家来华指导工作。这一举措为中国造纸工业的现代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随后，耿飚的工作范围扩大到了丹麦和芬兰。他充分利用北欧国家的地缘优势，在中国与西方对话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1954年，他通过芬兰外交渠道，成功与美国进行了首次非正式军事交流，这成为中美两军早期接触的重要环节。

在外交工作中，耿飚展现出了独特的创新思维。他提出了＂小国外交＂的概念，主张通过与中小国家建立友好关系，逐步打开国际外交的局面。1955年，他促成了中国与冰岛的贸易协定，这是中国在北欧地区签订的第一个正式贸易协议。

耿飚还特别重视民间外交。他经常邀请各国记者参观中国使馆，举办中国传统文化展览。在他的推动下，第一个北欧华人联谊会在斯德哥尔摩成立，为海外华人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这种＂以民促官＂的外交方式，为当时中国的外交工作开创了新路。

1956年，耿飚开始着手推动中美军事交流的准备工作。他通过在北欧建立的关系网，与美国军方代表进行了多次秘密接触。这些早期的接触工作，为后来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角色

1979年2月，耿飚重返军旅岗位，担任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总指挥部副总指挥。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军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中。他首先召集了东西两线的指挥官许世友和杨得志，商讨具体作战方案。

在制定作战计划时，耿飚提出了＂三点一线＂的战略布局。所谓＂三点＂，指的是在中越边境选择三个重要的突破口：分别是广西的友谊关、凭祥，以及云南的河口地区。＂一线＂则是指将这三个突破口连成一条进攻线，形成对越南军事重地的包围之势。这个战略构想得到了许世友和杨得志的一致认可。

为了确保作战方案的可行性，耿飚亲自带队深入边境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友谊关一带，他发现越军在高地上构筑了大量永固性工事。针对这一情况，他提出了＂化整为零、分散突破＂的战术。这一战术的核心是将主力部队分成多个小规模突击群，从不同方向对越军防线发起进攻，以避免在单一突破口上造成伤亡过大。

在部队调动方面，耿飚采取了特殊的部署方式。他要求各部队在行军时必须保持高度隐蔽，昼伏夜行。为了确保军事行动的保密性，他还下令在边境地区建立多道伪装工事，造成主攻方向在他处的假象。这些措施有效地迷惑了越军的侦察。

作战前夕，耿飚特别关注通信保障问题。他从自己在长征时期的经验出发，要求每个作战单位都必须配备至少两套独立的通信系统。同时，他还创新性地使用了一套简单的联络暗号，这套暗号采用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方言元素，即使被越军截获也难以破译。

在装备调配上，耿飚表现出了过人的远见。他注意到越南山地地形复杂，常规重型装备难以发挥作用。因此，他建议增加轻型火炮和便携式反坦克武器的配备比例。这个建议在后来的战斗中证明非常有效，使得中国军队在山地作战中保持了较强的机动性。

战役开始后，耿飚坐镇指挥部，密切关注战场态势。当获悉友谊关方向的突击受阻时，他立即调整作战计划，命令相邻部队改变进攻方向，从侧翼给予支援。这一决策使得友谊关战役顺利突破。

在整个战役中，耿飚始终强调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他反复强调不打消耗战，主张采取点穴式打击，集中优势兵力摧毁越军的重要据点。这种作战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多年来积累的军事智慧。

战役进行期间，耿飚还特别注意战场情报的收集和分析。他组建了一支专门的情报分析小组，每天汇总前线战报，及时调整作战部署。这种精细的指挥方式，确保了整个战役按照预定计划有序推进。

五、晚年对军事外交的贡献

1980年代初期，耿飚虽已年逾古稀，但仍然活跃在军事外交领域。他担任中央军委顾问期间，着重推动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和国际军事交流。1982年，他主持制定了《军队现代化建设十年规划》，首次将信息化建设纳入军队发展战略。

在推动军事交流方面，耿飚开创了多个首例。1983年4月，他率团访问了法国军事院校，这是中国军方首次正式访问西欧军事院校。在访问期间，他与法方达成了军事教育交流协议，为中国军官赴法国深造开辟了渠道。同年秋天，第一批中国军官被派往法国圣西尔军校学习。

1984年，耿飚提出了＂军事开放＂的构想。他建议在保密原则下，适度开放部分军事设施，接待外国军事代表团参观访问。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认可。随后，他亲自制定了军事设施对外开放的具体方案，将军事博物馆、部分训练基地列入可供参观的名单。

在军事教育改革方面，耿飚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强调要将传统军事理论与现代科技知识相结合。1985年，他推动成立了军事科技研究所，专门研究现代战争形态和未来作战方式。这个研究所后来成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智库。

耿飚特别关注边防建设问题。1986年，他多次前往云南、广西等边境地区视察，提出了＂科技强边＂的理念。他建议在边境地区建立现代化的监控系统，并加强边防部队的技术装备。这些建议为后来的边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在国际军控谈判中，耿飚发挥了重要作用。1987年，他参与了中美军控会谈，就亚太地区军事力量平衡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方案。他提出的＂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成为中国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8年，耿飚着手编撰军事回忆录，记录了自己在军旅生涯中的重要经历和思考。这些资料后来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军事史的重要文献。同时，他还定期在军事院校举办讲座，向年轻军官传授经验。

在军队建设方面，耿飚始终强调要重视基层官兵的培养。1989年，他提议建立军官轮训制度，要求各级军官定期回到基层部队实践锻炼。这一制度有效促进了军官队伍的实战能力提升。

直到1990年代初期，耿飚仍然关注军事外交工作。他积极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军事互信建设，提出了建立军事热线、定期举行边境联合巡逻等具体措施。这些建议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