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富可敌国的商业帝国，一边是暗流涌动的国际风云。
李嘉诚，这位以“超人”之名享誉世界的商业巨擘，在面对中美博弈加剧的复杂局势时，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出售旗下43个港口，其中包括扼守巴拿马运河战略要地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
这一举动，看似是精明的商业决策，却引发了对其在国家利益面前的责任担当的巨大争议。
要理解李嘉诚的这一举动，需要仔细梳理事件的来龙去脉。
时间回溯到特朗普时期，美国就已公开表露了要重新掌控巴拿马运河的雄心，并不断对巴拿马施加压力。
2025年2月1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对巴拿马进行了访问，随后在2月6日，巴拿马宣布退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系列事件似乎并非巧合。
在如此敏感的时期，李嘉诚选择出售巴拿马运河港口，其背后的商业逻辑究竟为何？
众所周知，李嘉诚以其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多次成功“逃顶”的操作而闻名于世，例如他此前抛售国内房产和剥离英国产业的举动。
这一次，他或许是察觉到了中美博弈加剧所带来的潜在风险，预判美国将进一步加强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并以此作为遏制中国的战略支点。
正如李嘉诚自己所言，他只是一个商人，而非政治家或道德家，他追求的是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面对美国的压力，他选择出售港口，以规避潜在的风险和损失，这与他一贯的商业原则相符。“没有更好的选择”或许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
然而，李嘉诚的精明是否也意味着短视？“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的商业信条，是否也意味着在国家利益面前能够“合理退缩”？
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如同一道深深的伤疤，铭刻在中国人的记忆中。
当时，美国以莫须有的理由拦截了中国的货轮，使其在公海上漂泊33天，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深深地刺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
如今，李嘉诚出售巴拿马运河港口，难免让人回想起“银河号”事件，引发人们对未来航运安全和国家主权的担忧。
如果美国完全控制了巴拿马运河，是否会重蹈覆辙，以各种借口，例如“设备故障”、“安全检查”等，阻碍中国商船通行，甚至进行无理扣押，从而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自2025年1月1日，巴拿马运河新政实施后，中国商船的过境费用已经大幅提高。
一艘12500TEU的集装箱船单次过境附加费高达50万美元，新政策下中国商船通过巴拿马运河的费用至少增加了10亿元以上。
这似乎预示着，即使美国没有完全控制巴拿马运河，也已经开始利用其影响力对中国施压。
巴拿马运河的战略意义远超其商业价值，它是连接两大洋的咽喉要道，对于全球军事战略部署和地缘政治格局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二战期间利用巴拿马运河快速投送兵力，到冷战时期监控苏联舰艇，再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向中东运输装备物资，巴拿马运河一直扮演着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角色。
而如今，美国正试图重返东亚，巴拿马运河将成为其重要的战略支撑点，这无疑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地缘政治压力。
试想，未来如果中美在南海等地区发生摩擦，美军可以迅速通过巴拿马运河调兵遣将，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
李嘉诚出售港口之举，无疑为美国进一步控制巴拿马运河提供了便利，使得中国在未来的地缘政治博弈中面临更大的挑战，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在全球化时代，商业活动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密不可分。对于商人而言，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天性使然，无可厚非。
然而，当商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企业家应该如何抉择？这是一个拷问良心和责任的时代难题。
在出售港口事件中，李嘉诚选择了规避风险，保护自身利益。但这种选择却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造成损害。
中央政府、香港特区政府以及社会舆论都对此表达了关切和批评。
国台办的“莫天真、勿糊涂”的劝诫，《大公报》的灵魂拷问，“伟大的企业家都是铮铮爱国者”的呼吁，香港特首李家超的强硬表态，以及梁振英对“商人无祖国”观念的批判，都体现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更高要求。
面对国家安全、民族未来，企业家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如何在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不仅是李嘉诚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所有企业家需要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
“莫天真、勿糊涂”六个字，掷地有声，不仅是对李嘉诚的警示，也是对所有企业家的提醒。
3月18日，记者直接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如何看待香港长和向美国财团出售资产一事。
李家超做了明确指出三个要害：
第一，社会对事件的关切，值得重视；
第二，特区政府要求外国政府为香港企业，提供公平环境，反对使用胁迫施压手段；
第三，任何交易须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港府会依法依规处理。
那么，大家觉得我们是否具备实际能力阻止这项交易？什么情况才可能运用“港版国安法”来干预？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留言区留下您的观点！
信息来源：
李嘉诚计划卖港口给美国财团 李家超、梁振英回应——2025-03-18 20:23 来源：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