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难民署于10月25日公布的报告指出,截至9月底,全球因战争、迫害和暴力而流离失所的人数或已超过1.14亿。日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运动之间的战斗仍在继续。此轮巴以冲突于10月7日爆发,超出了本报告所述的期间,因此报告没有包含该地区冲突对流离失所人数造成的影响。
时至今日,提起反战小说,《西线无战事》已经成为阐述战争之无意义的一个永恒不变和不言而喻的象征。
在中国,很多人对德语作家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曾被两次改编成电影并且都获得奥斯卡奖的代表作《西线无战事》耳熟能详,却很少有人知道与《西线无战事》隔年发表,且同时被纳粹禁毁和公开焚烧的《西线归来》。
两部作品,前部描述德国青年在“一战”战场的牺牲与毁灭,后部求索战后生还者的心理救赎。尽管主人公并不相同,《西线归来》却因主题的延续一直被视为《西线无战事》的伟大续篇。
今年出版的《西线归来》中译本是再版书,而它距1931年的首版已经时隔近一个世纪。
《西线归来》
[德]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 代悉 译
长江新世纪·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3年9月
1再版也是首版,出征者并未归来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一版《西线归来》的中译本应该是扎扎实实的首版。因为1931年雷马克交付书稿时就已后悔,他恳请即将出版这本书的20多家出版社等他修改后再出版,甚至愿意退付已经收到的定金。然而《西线无战事》的成功使“雷马克热”袭卷各国,中国更是掀起了《西线归来》的抢译大战。1931年3月16日的《文艺新闻》(第1号)上刊载的《呜呼“后来者”迎合市场的投机》中曾记录下当时已经预告的7种中译本,最终完成出版的就有4个译本!小说连载已完成,各国读者翘首以盼,出版社怎么等得及修改稿,也幸好他们没有等待雷马克,因为他直到1959年才将小说改完。1959年的中国读者大概已无余力再关心新译本,甚至无力再关心文学了。
而这本2023年版的“再版”《西线归来》,正是从雷马克的1959年版直译而来,还将雷马克认为太过悲观而删掉的1931年版片段附在了书后,集为“遗落的故事”。这使这版迟来的译本不仅有文学价值,更具文献价值,相信雷马克若知这版中文版面市也会感到欣慰吧。
原著中有位优秀的突击手、手枪专家特罗斯克,战后发现自己心爱的姑娘被发战争财的暴发户巴切尔纠缠。特罗斯克为了追到这个姑娘已付出了一切,所以当他看见姑娘被巴切尔所迫沦落为妓女时,将巴切尔一枪毙命。1959年版中的庭审特罗斯克片段是全书最精彩的情节之一。特罗斯克拒绝为自己辩护,但证人同时也是昔日战友的维得和恩斯特(小说中的“我”)站出来大声质问究竟是谁让一个战士向他人开枪,在战场杀人无数与战后杀死一个奸夫的区别究竟在哪。最终,特罗斯克被判监禁三年。
也许雷马克认为修改后的庭审已经足以引人深思,也或许是追问的结果无解,他删除了1931年版中特罗斯克的牢狱生活的情节,以及他在狱中说出的那句:“三年,这几乎和我在战场上的时间差不多了,对我来说,这相当于重新参加了一场战争啊。”
尽管1959年版《西线归来》增加了光明的尾声,草木萌发,春风拂面,饱受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之苦的恩斯特们重拾生活的勇气,却依然保留了初版小说中新一批少年在准备上战场捐出自己鲜活的肉身。
那些曾经出征的少年啊,除了沧桑残破的肉身,一个也未曾真正归来。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2历史中的千万人,不及小说中的某个人
在阅读《西线归来》之前,请诸君了解一组数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蔓延的四年多时间里,约有30多个国家、15亿人口卷入战争,6500万人参战,1000多万人丧生,2000万人受伤。德国动员了1100万人,全国六分之一的人口参加这场“绞肉战”,阵亡177万人,直接损失了十分之一的人口。
18岁的雷马克也是德国1100万参战者中的一员。1916年,正在师范学校上学的他被青春的热血和激进的政客鼓舞着,投入到战争前线,五次负伤,却幸运地活到了停战返乡。这段经历造就了他一系列的反战文学经典:书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无战事》,从前线返乡的《西线归来》,战后通货膨胀时期的《黑色方尖碑》,以及有关流亡命运的《凯旋门》,等等。雷马克用文字还原了一代青年对战争从兴奋、憧憬到恐惧、厌恶、抵制的全过程。
《西线无战事》中有很多惨烈到触目惊心的描写——
我见过野战医院里那可怕的场面:中了毒的那些伤兵连续数日哽咽着将被烧伤的肺一块块呕吐出来。
我们踉跄着跨过血肉模糊的碎尸,跨过一具具柔软的躯体。我一脚踩进了一个炸裂的肚子里,肚子上还放着一顶崭新干净的军官帽。
1930年小说还被改编成电影,并获得第三届奥斯卡奖。而1930年连载、1931年出版的《西线归来》书写虽然躲过了炮火却依然被毁灭的一代人生,时时闪回的战场画面却比前作更加可怖——
小霍耶,他在满是倒刺的铁丝网上挂了整整一天,肠子就像空心粉一样流出来,他一声接一声地哀号,试图用仅剩的手指把肠子塞回去。后来,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把他的手指生生扯下来。
战友路德维希活到战争结束却在家中饮弹自尽,主人公“我”反思:“路德维希做了我想做的事,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留在这个世界。我们早已不属于这个世界,战争将我们连根拔起,一一毁灭,我们已是身心俱疲,可你为什么要独自离开?”在房门射出的惨白光线中,战死者的灵魂纷纷涌进:有站岗时被弹片打碎脊柱的,有失去双腿三天后死在战地医院的,有被炮弹撕成碎片的,有炸断的双臂骨头裸露在外的,有残破的双腿拖在身后爬行的……这些亡魂,“我”都叫得出他们生前的姓名。
而比残破的亡魂更恐怖的,是苟活的老兵们游行的真实画面。很难想象,他们会按照受伤的部位组成整齐的队伍,先是表面看起来无异常人的和仅失去一只手臂的举着标语,之后是成为盲人的、头部尤其是面部伤残的人、腿部截肢的,然后是中过毒气而像马达一样浑身颤抖,仿佛还停留在恐惧之中的……
电影《西线无战事》 海报(1930年版)
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在1931年写道:“美国人并不是被那些死在法国和佛兰德斯战壕中的德国士兵所征服,而是被那些死在德国书籍中的德国士兵所征服。”未亲赴前线的战争幸存者们天然地认为雷马克的书和电影所代表的“泥与血的文学”就是战争的真实写照,一个又一个个体的惨剧带给人们的震撼远远胜过战后统计伤亡者那庞大却冰冷的数字。德国作为战败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醒悟:战争,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说,是“年轻人的牺牲,老年人的空谈。”从《西线无战事》到《西线归来》,文学家的笔力远远胜过了历史学家。
然而讽刺的是,雷马克笔下的泥与血同时也被另一些人厌恶地称为战争文学中的“厕所流派”,这些人也包括在选举中取得多数选票并执政的纳粹党人。他们认为雷马克“故意轻蔑德国军备及极端损毁德国参加世界战争战士之荣誉”,1930年,《西线无战事》电影在柏林被禁映;1931年,受到生命威胁的雷马克逃亡瑞士;1933年,他的《西线无战事》和《西线归来》两部书被纳粹在柏林批量封禁和烧毁。未能一同逃亡的雷马克的妹妹十年后被拽上德国国民法庭,因“冲动的言语和降低民心士气的言语”获刑被送上断头台时,法庭首席弗赖斯勒大喊:“我们判你死刑,是因为我们抓不到你的兄弟。”
3迟到十年的反思与高尚的乌合之众
“一战”是1918年结束的,雷马克战后从事过很多工作,也出版过一些“习作”,直到1928年才开始连载、1929年才出版《西线无战事》,从而拉动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战争文学热”。海明威也是在1929年完成了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代表作《永别了,武器》,格瑞夫斯的《告别这一切》、茨威格的《格里斯查中士之案》都在这一阶段诞生。
从战火熄灭到大规模文学反思,为什么相隔了整整十年?
显而易见的是,这场世界大战使各国损失惨重,经济萧条,社会动荡,努力活下去的人们无心反思创伤;而难以想见的是,战后的欧洲也显示出蓬勃的新生:电影院、汽车、飞机、爵士乐、查尔斯顿舞……新事物对颓丧的人们带来了极强的感观享受,健忘的人们也无暇反思创伤。
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新事物的繁荣也掩饰不了经济的不景气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大众的情绪终于崩溃了。纳粹的势力也在抬头,终于在1933年成为执政党。战争再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雷马克的文学写作成熟得恰逢其时。
电影《西线无战事》 海报(2022年版)
我仍记得读到《西线无战事》开篇时的震撼:全连150人到前线换防,只活下来80人。得知炊事员准备的仍是150人的餐量,没有人为死者哀伤,反而庆幸“今天真是个好日子”,每人能吃双份的午餐!
《西线归来》以停战前的最后一役为序章。经过两年征战,七任连长相继战死沙场,有几个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二连共500多人殉国,活到停火的只有32人。雷马克写下大量警世之语,让人们深刻地意识到,战火虽然早已熄灭,硝烟却弥漫在参战者的余生,再无法散去。
战争就像一台压路机,无情地从每个人身上碾过。
战争为什么不断重演,就是因为人们完全无法感知他人的痛苦。
我们本应为未来而战,可是青年已死,我们没有未来了……现在的我们,只不过是一群活在废墟里的可悲的幸存者。
归兵抵城后的最后一次集合,雷马克借小说中的中尉黑尔和军医魏尔之口追问所谓的“英雄主义”的本质。魏尔认为英雄主义不是生命唯一的选择,仁慈和博爱是另一种意义的英雄主义。而黑尔迅速回答:
“英雄主义”始于理性的丧失,始于战士不惜牺牲生命,那时候人们盲目、兴奋、渴望冒险,他们这么做很少或是根本没有目的。目的,就是你所说的“为什么”,为了什么开始,为了什么结束。当然,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英雄主义”。
黑尔越激动,魏尔就越平静。他坚定地说:“只因为少数人的‘英雄主义’,导致数百万人的牺牲,这个代价太大了,没有人能为这种‘英雄主义’买单。”
战后人们纷纷为物价飞涨、生存艰难而罢工,在市政厅前游行时,军方竟然向已经手无寸铁的老兵开火。魏尔在纷乱中被击毙,而下令开枪的,正是曾经的连长、战后加入“士兵委员会”的黑尔。
黑尔与魏尔不同的价值观使他们走向不同的命运。他们的争论因一方生命的消亡而终结了,可是雷马克的追问、反战文学的追问,一代又一代读者的追问不会终结。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分析了群体冲动和极度易变的心理:
毋庸置疑,一个群体往往是犯罪群体,但它也经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只有群体而不是被孤立的个人,会被诱使冒着生命危险,带着为了光荣和荣誉的热情去保卫一个教条或是一个想法的胜利成果……
英雄的传说会被群体的想象力改变,将英雄从我们身边分离开,无须数百年的时间,转变有时就发生在几年之内。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见证了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的传说,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被改编了数次。……他们知道,除了神话传说之外,历史没有多少保存其他记忆的能力。
这也解释了反战文学经典发生在战争结束后10年的原因。昨天的他们,也是今天的我们,都是短视的、善变的乌合之众,都只关注和沉浸此刻的生死得失。此刻战火四起,应战者皆是英雄;此刻难以苟活,当初的英雄皆是历史的罪人。
雷马克让《西线归来》中生还又弃世的路德维希写下这样的遗言:
死者的遗言不是为了复仇,而是永远不再有战争。
我也曾假设,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读了雷马克的书,是否就不再有战争。事实证明,是我太天真,死者的遗言也只能是美好的愿景。黑格尔早就说过:“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记取历史教训。”
最后,我想以美国记者克里斯托弗·莫利的中肯评价作结:“《西线归来》不仅仅是《西线无战事》的续集,更是其必要的完结。它比上一本书更充分地展示了人们在战争中失去的远比记录下的要多。它平静的悲伤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这本书中美好的人性真理具有感人和悲剧的价值。这是一部崇高之书,与《西线无战事》一样,它值得全世界的读者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