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未来：一门有章可循的艺术
Benjamin Cabanes
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院讲师、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创新创业管理学讲师
Orso Roger
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院创新和创业高级研究所研究员
Liliana Doganova
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院创新社会学中心研究员
未来，往往是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可能性。然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未来的世界也会产生变化。那么，在未来世界中，会出现哪些可能性呢？为了适应变化，如何快速有效地制定决策，同时避免误入歧途？未来是否可以被预见？如何分析未来蕴含的多种可能性呢？
所谓“前瞻”，是通过思考未来，以指导当前的行动。
在前瞻研究中，未来分成几种类型：有一定可能的、能实现的、合乎现状的、循序渐进的、合意的。
前瞻未来的方法有很多，有预测性的、探测性的、规范性的。
前瞻未来的方法与实践可以根据四种维度（创新、交流、专家咨询、循证）归纳分类，它们并非互不兼容，而是相辅相成。
在许多企业和政府机构的认知中，适应未来可谓是难上加难。未来变幻莫测，组织机构如何既灵活多变，又保持韧性？当今的世界充满着危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资源分配不均，医疗卫生、能源等领域挑战重重。如何才能快速有效地制定适合当下的决策，同时避免未来误入歧途？前路似乎处处是陷阱，未来能预见或猜测吗？未来尚未到来，蕴含多种可能性，该如何分析？组织机构真的能有效地思考、构想未来吗？在法国哲学家首创的“前瞻”思维法和实践模式中，我们或许能找到答案。
01
预见学派，法国首创
“前瞻”的概念是由法国哲学家、政治家Gaston Berger（1896-1960）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在“前瞻”成为一门正式学科之前，Berger将“前瞻”描述为一种态度或心态：思考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形以及所欲实现的目标，并转化为行动[1]。“前瞻”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在现在和未来之间搭建起桥梁，让事态往积极的方向发展。“前瞻”基于以下五项原则：
高瞻远瞩：考虑10-50年后的长期未来，避免将目光局限于当下决策的直接影响。
广泛思考：融合多学科多领域，充分考虑各方观点，避免将事情过分简单化。
深入思考：辨别决定性因素，避免采用过于简单的外推法或类比法。
敢于冒险：敢于挑战颠覆传统思维，开拓思路。
以人为本：关注人的作用和人的责任。
法国的另一位预见学派主要人物是Bertrand de Jouvenel（1903-1987）。1960年，de Jouvenel成立了智库Futuribles，其名称融合了“future未来”和“possible可能”两个单词。早年间，智库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de Jouvenel认为“前瞻”不是将未来想象得花团似锦，而是一门艺术：做出合乎现实的预测，并据此调整或改革组织的决策和管理方式。
02
“预见”在美国发展
在同一时期，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Herman Kahn、Theodore Gordon和Olaf Helmer推动了预见学在美国的发展。兰德公司开发了几种正式的方法，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德尔菲法（又称专家意见法）和情景分析法[2]。德尔菲法起源于国际地缘政治剑拔弩张的20世纪60年代，最初用于分析武器技术发展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其大致流程是对所要预测的问题重复多次征得专家的意见，直至得到一致的结果。期间专家可以修改意见，也可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情景法则是一种激发想象力的思维方式[3]：先识别出若干个可能发生的、存在因果关系的一系列事件，随后勾勒出未来的图景。
最初，上述方法主要应用于军事决策及国家政策制定，但很快便传播到了商业界和社会各界，在壳牌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大企业，以及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广泛应用。法国和美国的未来学研究催生了多个国际机构，包括世界未来学会（成立于1966年）、罗马俱乐部（成立于1968年，受委托编写了世界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4]、哥本哈根未来研究所（成立于1969年）、瑞典未来研究秘书处（成立于1971年）和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成立于1973年）。
03
预见另类未来
在前瞻研究中，未来分成几种类型 [5]：有一定可能的、能实现的、合乎现状的、循序渐进的、合意的（图1右侧自上到下）。
图片来源：PI France
有一定可能的未来，指不荒谬、不违背基本物理定律的未来情形。能实现的未来，包含多种情形甚至历史转折点，在诸多不确定性中形成，其形成条件在当下不掌握。合乎现状的未来，指维持现状不变的未来，虽然也存在不确定性，但符合对当下的已知与未知的判断。循序渐进的未来，指维持当前趋势不变所达到的未来。而合意的未来指符合价值取向的合乎现状未来或循序渐进未来。由于价值观体系因人而异、因机构而异，合意的未来也千差万别。
04
预见：方法和实践
未来学研究不是一门泛泛而谈的学科，而是在各式各样逐渐成熟的新方法、新实践伴随下成长的。这些方法与实践可以根据四种维度（创新、交流、专家咨询、循证）归纳到菱形模型中（图2）[6]，它们并非互不兼容，而是相辅相成，可根据实际目的和环境选用，既有定量的，也有定性的，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一轮预见工作可能会使用五六种方法。一种方法的半成熟结论可以用于另一种方法或其他阶段，产生有益的协同效应，促进多种不同观点融合[7]。
图片来源：PI France
定量方法有基准测试、专利分析和文献计量分析等，以数据、信息和定量指标为基础，构建关于特定问题或主题的全面综述。定量及半定量方法具有预测意义和探测意义。在前瞻项目或规划工作中使用时，具有预测意义。若用于识别不同类型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揭示能实现的、合乎现状的未来，则具有探测意义。
定性方法依赖于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范畴上受价值观的影响较大，其目的是构思、研究有可能的、合意的未来，而不是合乎现状的未来。这种方法的结果常用于反推能使合意未来成为现实的行动。例如，反演法就是先勾勒出一个理想的未来，然后推导实现所需的步骤和决策[8]。
前瞻工作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预测和未来规划，重视过程本身。参与者通过辨别出不确定因素，并使用预见工具和方法对其分析，树立对未来的愿景，用于在组织机构内辅助当前的决策，促进知识创造、战略定位、管理改革 [9]。
作者
Benjamin Cabanes
编辑
Meister Xia
参考资料
1. Berger, G., de Bourbon-Busset, J. & Massé, P. (2012). De la prospective : textes fondamentaux de la prospective française (1955–1966). Edition L’Harmattan.
2. Rohrbeck, R., Battistella, C., & Huizingh, E. (2015). Corporate foresight: An emerging field with a rich traditio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01, 1–9.
3. Kahn, H. (1962). Thinking about the Unthinkable. New York: Horizon Press.
4. Meadows, D. H., Meadows, D. H., Randers, J., & Behrens III, W. W. (1972). 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5. Voros, J. (2017). Big History and Anticipation: Using Big History as a framework for global foresight. In Handbook of Anticipation: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Aspects of the Use of Future in Decision Making? Springer.
6. Popper, R. (2008). How are foresight methods selected?. Foresight, 10(6), 62–89.
7. Heger, T., & Rohrbeck, R. (2012). Strategic foresight for collaborative exploration of new business fields.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79(5), 819831.
8. Robinson, J. B. (1990). Futures under glass: a recipe for people who hate to predict. Futures, 22(8), 820–842.
9. Bootz, J. P., & Monti, R. (2008). Proposition d’une typologie des démarches de prospective participative pour les entreprises. Trois cas illustratifs : EDF R&D, AXA France et BASF Agro. Revue management et avenir, (5), 114–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