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劳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是15世纪欧洲最有影响的语言学家、文献学家、历史哲学家，其代表作是1440年写成、1517年开始震惊世界的小册子《君士坦丁伪赠礼考证》（Discourse on the Forgery of the alleged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in Latin: Declamatio de falso credita et ementita donatione Constantini, also referred to as Libellus, and Oratio）。

劳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

瓦拉的这份《考证》行文嬉笑怒骂、挖苦讽刺，同时涉及历史、地理、文字语言学的各方面，立论独到，影响深远，可以说是狠狠打了罗马教会一记耳光，为后来的宗教改革奠定了舆论基础，而且开创了以史料文献辨析古代文献真伪的新方法。类似中国考据学，但是早了百多年。

瓦拉并非《君士坦丁赠礼》辨伪的首创者，也没有成为西方古文献学的开创者，但他确实影响了后世的很多学者，是一位文献考据学的先驱。

当然，也有很多现在的中文网络“伪史论者”把他奉为“揭露”西方伪史的先驱，但是却根本不知道他就是西方文献学的鼻祖，是现代西方史学体系的奠基人之一。他揭穿《君士坦丁赠礼》的文献史料，完全都是古希腊拉丁文的出现在公元后的资料。

一、欧洲中世纪的狂士

现称为《君士坦丁赠礼》的伪诏， 古代通常称为《君士坦丁诏令》（Constitutum Constantini）。它最早公布在约847～852年出版的伪《伊西多尔教令集》（Pseudo-Isidorian Decretals），11～15世纪这份伪诏一直是教皇声称理应依法享有更多教俗权利的法宝。根据伪《赠礼》，公元330年， 君士坦丁诏令各地诸侯和教会归顺罗马教皇希尔维斯特（Sylvester, 314～335年在位）及其后继者，并把“罗马城、全部意大利和［帝国］西部诸行省”都赠给了教皇。

这意味着君士坦丁特许了后继教皇都可以兼领西部帝国的君权和教权。

事实上，756年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为了感谢教皇斯蒂芬二世为其加冕，将夺自拜占庭帝国统辖的意大利中部四万多平方千米的领土献给教皇，这才是教皇国的真正开始。伪诏把历史提前了4个世纪。

瓦拉作才华横溢的中世纪教士，接受了完整教会教育，但是一直无法被教廷接纳。他学术造诣颇深，但因生性桀骜不驯，青年时代被迫浪迹天涯，先后辗转帕维亚、米兰、热那亚和罗马，始终怀才不遇。

1435年，28岁的瓦拉来到了那不勒斯王国，受到阿拉贡王朝的国王阿尔方索一世（Alfonso I on Aragon）的赏识，被聘为王室秘书和宫廷史家，为时长达13年。1440～1443年，教皇国与那不勒斯王国为领土争端发动了战争。瓦拉到达那不勒斯正赶上战争爆发。为赢得战争，阿尔方索一世命令当时在王宫的众多文人学者为战争宣传造势。于是，瓦拉撰写了《君士坦丁伪赠礼考证》。

瓦拉认为，这样能在痛处揭开罗马教廷的历史疮疤，把《赠礼》的伪造本质彻底揭穿，教廷就成了撒谎成性的骗子窝，教皇国的北方联盟就会不攻自破，那不勒斯的胜利也就水到渠成了。

瓦拉的全文就是一篇愤世嫉俗者出于公愤，撰文痛骂当时的昏君暴君奸佞小人的“网络攻击”文章，全篇不分章节，随着《赠礼》一文的顺序看到哪里骂到哪里！瓦拉依照自己兴趣随机批驳，看到哪里就骂到哪里，其用词足以振聋发聩，但是，瓦拉用词以现代人来看也是过“黑”了，污秽的人身攻击词句到处都是，放在现代网络上那也是完全过不了审核关，发帖不成功的。

《考证》的论点论据基本没有心平气和提出的，瓦拉全篇用感叹词Ah！Oh！过分浓重的煽情，比论坛的辩论稿还激烈，尖刻严厉、感慨激烈之处像是“大字报”！

《考证》通篇使用第二人称代词“你”和“你们”，采用疑问句、反问句、感叹句，把匿名的伪诏撰稿人、利用伪诏的历代教皇和信谣、传谣的历代愚民大众，一个一个拉出来，指着鼻子轮番嘲讽责骂。类似“流氓骗子”、“蠢猪蠢驴”等十多个拉丁语骂人词汇，花样翻新地大骂，以致现代翻译介绍此文时都会被有意省略。被点名的几位教皇被一再辱骂，甚至殃及无辜的君士坦丁——他可不知道后人会冒他的名字伪造诏令。

瓦拉说：因为《赠礼》已经被教俗各界认同，广为流传，零星的和轻描淡写的批驳反而导致人们对他的误解，动辄说他“轻率鲁莽”。因此，这一回他要溯本清源，全面批驳，彻底批臭。

瓦拉说：“我不仅与死人而且也与活人论战，不是针对这个或那个，而是针对其主人；不仅批驳私人，而是直指（罗马）当局。什么当局呀！那至高无上的教皇不仅用世俗的宝剑武装起来，就像国王和亲王一样，还有精神枷锁。因此……人们很难避免被他们处罚、革除教籍和咒骂。”

显然，瓦拉把批驳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代罗马教廷，也直接说明了他撰写此文的目的在于替那不勒斯当局反对罗马的战争进行宣传服务。

二、论据论点

1、对照当时的历史记载和帝国政制辨伪，瓦拉概括了《赠礼》必伪的主要理由。

第一，皇帝君士坦丁生前一直亲手掌握全国大权，他去世时传位于3个儿子和2个侄子共同治理，没有赠送帝国西部的皇权和土地给外族人。

第二，公元4世纪的拉丁教父安布罗斯、哲罗姆、奥古斯丁等人的著作也没有任何领土交接记载。

第三，关于君士坦丁入教受洗的时间，瓦拉引证了公元4 世纪时著名史家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260～340）的《早期基督教历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等3种史著，证明伪诏赠礼“查无记载依据”。

第四，孤证难立。瓦拉见到的《赠礼》最早出现在《格拉提安法令集》，而它的资料来源是教会自编的教皇《希尔维斯特行传》，属于自我循环论证，缺乏旁证。

就《赠礼》词句细节而言，瓦拉根据公元1～4世纪罗马帝国的政制推断，未经元老院批准， 皇帝也没有足够的权力赠送土地。

瓦拉问道：

如果你是皇帝君士坦丁，你会昏聩到那种程度，以至于把你祖国的首都罗马、世界的中心、最高贵最富饶的地方，把列祖列宗和你的部将们流血流汗征战得来的过半江山拱手转让他人，自己迁移到那时还是荒凉偏僻的小镇拜占庭吗？转让意大利、三个高卢、两个西班牙，还有日耳曼和不列颠乃至所有帝国的西部，这等于皇帝要挖去自己的一只眼睛，砍掉自己的一条腿，这可能吗？所有君王的欲望无不旨在开疆拓土或保境安民，岂有自破山河、自残肢体之理？

皇帝赠礼行为的不合逻辑之处还有：

因为割让西部领土，即意味着出卖当地官员的利益，同时埋伏了许多威胁东部国家安全的隐患；

而割让首都罗马，尤其意味着断绝社稷香火，子孙后代必须背弃宗祠和祖墓，漂泊他乡；

根据当时的政治传统，皇帝君士坦丁绝不可能仅仅由于“洗礼”而冲昏头脑，完全违背国法和宗族私利，做出自绝社稷宗族、得罪文武百官乃至剥夺儿孙后代在西部合法继承权的蠢事。

退一步说，即使他作为一个基督徒有过这种打算，他也很难逾越来自罗马人民、文武百官、元老院和皇亲国戚等千百万异教徒的种种反抗和层层阻拦。

另据东罗马帝国晚期有关大位继承的档案和基督教的早期著作，直至君士坦丁晚年，帝国西部一直在他控制之中。针对“其三……（教皇）他们将被任命为贵族和执政官”，瓦拉批驳说，执政官可以选举或任命，贵族怎么可以选举或任命？执政官可以从元老、骑士和平民三个社会等级中随机选择，而只有出身元老家庭的人才能称为贵族。这里的动词“命令”的时态一般现在时和现在完成时混用，说明作者文理不通。

2、对照帝国典章文物辨伪

伪诏与当时的铸币不合。依照传统，如果是罗马教廷发行的铸币，理应具有救世主耶稣或者圣彼得的肖像。可是，瓦拉指出，君士坦丁入教受洗以后直至瓦拉生活的15世纪，罗马流传的大量4世纪的金银铸币上雕刻的仍然是君士坦丁和他儿子们的肖像， 拉丁文“世界和平”（CONCORDIA ORBIS）也和皇帝受洗前的铸币铭文完全一样。铸币足以证明公元4世纪罗马没有发生改朝换代。

公元1～4世纪的罗马帝国元老院并没有完全废黜，至少帝国发布文告、授勋等项事宜，大多仍由元老院主持。然而，如此重大的领土割让文告，竟然完全没有提到元老院，足证中世纪的伪诏作者多么昧于古代罗马政制。

伪诏还与古代重要文件的载体材料不合。古代社会发布重要文告时，往往铸刻在耐久的金属或石头上。罗马最早的成文法是刻在12块铜板上的；马加比乌斯（Judas Maccabaeus,? ～161）签订的《犹太—罗马友好盟约》也曾刻铸在铜板上。而如此重要的《赠礼》怎么可能只有纸草和羊皮纸文本，却没有任何铭文？

3、对照基督教的教义教规辨伪

根据教义教规，所谓皇帝赠礼是因为“教皇给皇帝治好麻风病的回报”和“出于基督徒的慷慨捐赠”两种说法都不能成立。瓦拉认为，根据《圣经·旧约》，帝王的领土主权是上帝的特别赐赠。未经神的恩准帝王无权禅让。有史以来，神没有命令过任何帝王禅让政权和领土。擅自转让政权是亵渎神明，是犯罪。

再说，圣经里明确要求给希伯来人自由，保护他们以免邻邦侵犯。可是，“皇帝”君士坦丁却在入教受洗以后仍然霸占着犹太领土没有解放。

《赠礼》的故事情节是仿照《圣经·旧约》的犹太先知以利沙为亚兰国元帅乃缦医治麻风病的传说改编的。然而，在《圣经》里，为了报答治病之恩， 当初乃缦元帅仅仅答应赠给以利沙一些礼物，也没有把自己的一半财产赠给以利沙。君士坦丁如此东施效颦、故作多情，既不合国法也不合教规。

教皇受礼行为不合逻辑表现在：根据基督教教义，治病救人、行善积德本是所有教徒的职责和本分，慈善事业是不要报酬的。作为彼得的继承者教皇希尔维斯特，怎么可能那么贪财，接受那么贵重的治病赠礼？联系早期教皇普遍安贫乐道的历史情况来考察，这种见利忘义、叛主背教的教皇行为，在教会腐败的中世纪或许可能发生，但是在相对古朴廉洁的公元4世纪是不可能发生的。

4、针对没有隆重政权交接典礼

针对《赠礼》讲述的赠礼仪式的“辉煌荣耀”，瓦拉批驳说：“啊！罗马的教皇们，你们为其他地区的主教做了犯罪的典型。根据《圣经》，世俗帝王的服饰、排场、骑兵及其所有的生活方式，难道是基督的代牧应该享用的吗？《赠礼》的作者不懂得，教皇应该穿戴亚伦④的服装，而不是世俗帝王的豪华服装呀”！

瓦拉指出，按照当时的传统，无论禅让、册封或领土赠送等重大的仪式，理应在罗马公民的欢呼声中，正式邀请希尔维斯特到丘比特神庙举行祭祀或宣誓仪式；并当着众多元老的面，把新君引领到皇宫的宝座上，接受百官的朝拜；然后陪同新君到辖区各府巡游一周，接受地方官的朝贺。然而，所有传统应有的上述礼仪都没有提到。咄咄怪事还不止于此，文件竟然没有只字说明交接仪式在哪里举行，也没有提到罗马公民大会和元老院，更没有提到在场有其他官员的见证或襄赞。皇冠再加上半个帝国辽阔领土的赠送，描写得就像两个农民在暗中进行了一块面包的私相授受那样轻率简单。难怪自公元8世纪以来，不断有人撰文怀疑它的真实性。

历史事实是，直到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基督教会没有关于掌握国家政权的任何记载。

5、针对语言学错误和历史逻辑混乱辨伪

瓦拉关于《赠礼》在历史语言学上的错误，本人不懂拉丁文，只能照抄一些相关史料：瓦拉第一次尖锐指出，拉丁文词语satrap（总督／大臣）、synclitus （元老院）、banda（军旗）、censura（证件／文件）、constitutum（命令／诏令）等词汇只是在公元8世纪中期才出现，而谎称为公元4世纪的伪诏频频使用了那时根本不存在的上述词汇，足见其伪。

伪诏令中使用的拉丁文，很多在语态、时态和词义上都不正确。比如：瓦拉指出：一个皇帝应该只有一根权杖（sceptrum），权杖岂能使用复数（sceptra）？

通过列举二十多个名词、形容词用词不当、动词时态错乱、称呼不合古代礼仪和行文不合文件规范等言之凿凿的铁证，当时人都相信瓦拉最终揭穿、彻底论定了《赠礼》是伪造文件。

同时，公元330年的君士坦丁堡还叫拜占庭，新都既没有建成也没有命名， 不可能在当时的文件上出现“君士坦丁堡”！337年以后才可能出现的行省拜占庭（Byzantia）这个词！

这个时代的古文献学（diplomatics）和古文字学（paleography）的还没有诞生，而在瓦拉之后，文献语言考证在科学辨伪中信誉更高，威力更大，地位日益重要，这比清朝中国的考据学早了百多年。

现在连梵蒂冈的官方著作也说《赠礼》它是假冒的！1825年罗马教廷把瓦拉的墓穴迁葬在罗马最显耀的拉特兰大教堂里享受了豪华棺椁，供人祭奠瞻仰直至今天，恐怕就是为了破例表彰他在文献校勘与辨伪，特别是在拉丁语研究和翻译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三、瓦拉的意义

现代西方文献学领域的大多数论著认为，校勘与辨伪的理论奠基人是瓦拉以后200年诞生的法国学者冉·马比荣神父（Jean Mabillon,1632～1707）。瓦拉只是西方文献校勘与辨伪方法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尚称不上是理论奠基者。

瓦拉说《赠礼》作者以为拜占庭在色雷斯，甚至不知道拜占庭有多大，究竟是个城镇还是行省，等等。这表明《赠礼》伪造者地理知识太差。但是，这是瓦拉有意移花接木，曲解原文，传世各种抄本都没有这种错误。

18世纪以后的考古证据表明，君士坦丁大帝确实曾经赠给罗马教会3个教堂。现在仍然屹立在罗马的拉特兰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Giovanni in Laterano），是罗马最古老的教堂。它是在教皇米提亚蒂斯（Miltiades）任职时期君士坦丁大帝大约于311～313年在原罗马贵族拉特兰家族府邸的故地上建立的最早的主教座堂；不久又建立了圣塞巴斯提安教堂（San Sebastiano）；在323～329年，还在梵蒂冈建立了现在的圣彼得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Pietro）的前身。以上三堂当初都叫君士坦丁教堂（Basilica Constantiniana）。

后来这3座教堂虽然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改建，但仍有不少考古证据可以证明它们的来龙去脉。这就是说，伪《赠礼》虽是借题发挥、添油加醋炮制出来的，但不全是杜撰。瓦拉生活的时代，这3个教堂即使破败，至少有两个还残留在罗马。

现在流行的关于伪诏可能杜撰于750～850年之间，地点为法国的兰斯教区或罗马教廷等诸多判断，是18世纪以后德国学者考证出来的。

在应该继续学术探讨的地方，瓦拉却严重偏离学术目标，枉用了大约15页篇幅，论证那次战争起源的深远责任在罗马不在那不勒斯，并煽动罗马人民起来造反，就像当年谋杀恺撒那样杀死当代教皇。就连传说教皇希尔维斯特在罗马山洞里斩杀大蟒蛇的故事是否属实，本来与文本毫无关系，但他为了搞臭教廷竟用了5页篇幅旁征博引。 古代欧洲著名学者竟然如此学风，也是让人大跌眼镜。

瓦拉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完全成了对世俗的挑衅和论战。1457 年，为庆祝圣托马斯-阿奎那诞辰，他应邀在罗马米涅瓦山顶圣玛丽亚教堂（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向多明我会的听众发表了一篇褒扬圣托马斯-阿奎那的文章。然而，瓦拉发表了一篇反悼词，对圣托马斯的风格及其对逻辑学的兴趣进行了批判，主张回归教父们的神学。瓦拉肯定担任过教会牧师，从未结过婚，但他与罗马情妇育有三个孩子。

瓦拉是个好斗的人，即使在那个知识泰斗横行的文艺复兴时代，他也很容易树敌。作为一个职业异端，他非常适合扮演批评权威和正统的角色。正如一位同事在谈到他对西塞罗和昆体良的臭名昭著的比较时所说的那样：" 瓦拉写作只是为了扰乱人心。”

毫无疑问，他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50 多年后，在路德和伟大的欧洲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的时代，人们仍然能感受到他的刺痛。他对既有思想的许多批评都是迂腐的、喋喋不休的，但有些批评却很有见地。他因 "厚颜无耻"、"妄自尊大"、"胆大妄为 "和 "亵渎神明 "而遭人厌恶。在一个许多传统都被奉为神圣的时代，瓦拉的亵渎行为成了一道闪电撕开黑夜，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和社会功能。

参考：米辰峰．劳伦佐·瓦拉的生平与思想.史学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