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兄弟10人，排名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都以“作”字为名首，作义排行老二。傅作义八弟傅作恭从小天资聪明，好学上进，幼年跟随二嫂张金强在太原上学，人说“从小看大”，傅作义就看上八弟是个人才，十分喜爱，精心教诲，希望他将来能够学有所成，能为国家建设作些有益的事情。

傅作恭，傅作义的弟弟。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特地写信叫他“报效祖国”。1957年傅作恭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死于夹边沟。

抗战爆发后，傅作恭正上高中，随学校迁到成都。而后入金陵大学，学的是森林园艺专业。1945年抗战胜利时毕业，回到西安，1946年回到山西老家考察，就看望姑母（崔增印的祖母）。

崔增印陪同傅作恭到邻村屈村黄河滩头吃杏子，他壮志满怀地说：“咱家这个地方多好呀！河滩可以种植庄稼果树，东面梯田种庄稼，沟里植树造林，这么好的条件，水又能灌溉，完全可以建成山川秀丽的农业风景区。”

刚由学校毕业的傅作恭，抱着满腔报国热情，接上姑母到了西安，与亲人团聚，分别八年后重聚，自然是格外亲热。

随后傅作恭去到绥远，见二哥傅作义谈起他的想法。无奈二哥傅作义正在忙于军务，全国内战风起云涌。傅作义很是赞称八弟学成有志。可就是国无宁日，内战烽起，哪有和平建国的条件，只好安排八弟到河套经营一个农场，为发展那里农业生产做点事情。

1949年以后，政府任命傅作恭为农场场长，他的许多想法，有些地方不合上级领导人的意图。他对外行领导内行，不尊重内行意见有些看法，对于一切必须听党的话的政治化的环境很不习惯，因而心情不舒畅，告诉二哥。遂于1952年把他调到甘肃，很可能是通过邓宝珊 （甘肃省长），安排到甘肃省农林厅工作。

傅作恭性格耿直，脾气暴躁仍然不适应那里的政治环境，对 1958 年“大跃进”睁眼说瞎话，大吹大擂很是反感，说了一些维护科学，得罪领导人的话，被划定成“右派分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实际上是进了无期劳改的集中营。

傅作义知道了以后很是伤心，很是为难，他又不好回信给带着几个孩子的八弟妹潘翠竹，也深知她在兰州没有工作，生活肯定困难，却又不便多汇钱资助。

那年代，傅作义十分担心他的亲属，也担心崔增印（表侄子内侄婿）是不是被打成右派。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崔增印刚做完手术，趁手术后休养之际，去北京看望表伯傅作义，他深怕崔增印是逃亡“右派”却又不好直问，便巧妙地让他的警卫秘书段清文要求崔增印在家吃饭交粮票。

崔增印领悟到这是表伯的授意，随即掏出二斤半北京粮票交给段清文，并说明此次前来，完全是为了看望表伯的，不多停留，还要回老家去。接着又明确说明自己不但不是“右派”还是给别人划“右派”核心组成员呢。

当时崔增印正在交大上学，担任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反右结论是“反右初期认识模糊，后经组织帮助，能够站稳立场与右派分子坚决斗争”。崔增印把这些全部讲给段清文听。

果然，第二天清早吃完早点以后，在客厅里傅作义对崔增印说：“其实你们来都吃我的粮，再困难国家对我还是很照顾的。让你们交粮票主要是体现国家政策，咱们应该模范地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你看人家毛主席，都让孩子在学校与大家同甘共苦。”

崔增印立即掏出五斤一张全国通用粮票说：“我打算明天就走，这几斤粮票留给你们用吧！”傅作义摆摆手，会意而放心地一转话题。

对于“鸣放”、“反右”，傅作义心里明白得很，不“鸣”吧说不过去，“鸣”吧该说什么话，他十分慎言。曾记得他在一次人代会上发言提到：“我以人民代表身份去到各地视察，发现有些地方对抗日烈士纪念碑保护的不够好……”有人回应说：“你所指的抗日烈士都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傅作义只好屈在心里任人家瞎说去吧！

黄绍竑是傅作义的老朋友，被划成“右派”以后还去傅作义家里走动。傅作义婉言劝阻说：“我们都年纪大了，以后就少走动吧。”

傅作恭在劳教期间，曾经给崔增印来过信，让崔增印给他寄上 15 元。崔增印以匿名“石修”的名义给他汇了 15 元，不知收到与否，未见回音。他妻子潘翠竹前往去看他的时候，刚一见面他怒气没处发，打了妻子一个耳光，而后抱头痛哭。

潘翠竹回来，她又没有工作，带上五个孩子，生活已经到了断炊之时，只好上京求二哥帮助，给出个主意往后日子该怎么过呀？

傅作义对八弟妹一直印象很好，知道她是个贤惠的女人，如今八弟出了事好歹也得管，他很伤心地对八弟妹说：“老八打你耳光不是打你哩，那是打我哩”，由言有衷，自责无能为力。只好给了八弟妹一些钱，让他们回山西老家，自食其力在生产队劳动度生。

傅作义知道八弟妹一个文弱女人，带上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劳力不够生活肯定困难！时而寄一点钱回去。有一次，崔增印去北京，傅对崔增印说：“老八女人和孩子在农村就是要让人同情哩，我不好多寄钱给他们，绝不能显得一个右派家里比别人强。”

潘翠竹在老家再苦也要让孩子上学，她盼望丈夫早日能够释放，她哪里知道那儿是个无期劳改集中营，一天一天饿死许多人，她丈夫也在苦苦挣扎，期望二哥能够救他。不料她等到的却是一张丈夫死亡通知书。傅作恭活活饿死在夹边沟，通知书却说是“患病死亡”。

潘翠竹绝望了，她写信告诉二哥傅作义，刚巧崔增印在北京，那天崔增印从外边回来时，看见了表伯傅作义坐在秘书办公室里，崔增印推门进去，傅作义手里拿着信说：“增印，老家来信了，老八不在了……”

崔增印走近，坐在表伯旁边。傅作义激动伤心地说：“……你说老八就这么不争气，两位老先生（指坐在办公室里的杨格非、赵伯纯秘书）为他动了多少笔墨，很快就把他放出来了，可他……他就连这几天都没能等到，真是……”

傅作义悲痛已极，崔增印又能说什么好呢？只淡淡地顺口说“凡事要争取主动哩”，没想到这句话恰恰说到了他的心上，他立刻说：“增印你再把刚才说的话说给两位老先生听听，你说的是对的”。

对于八弟的死，傅作义不单是难受兄弟之情，他何尝不更多的是忧国忧民啊！他只好写信劝慰八弟妹“……老八已经走了，命已如此，再不叫你牵肠挂肚了，希望你保重身体，把孩子照护好。”

和凤鸣在《经历：我的1957》这样记载：此时，难以制止的饥饿已在全国广泛扩展，断炊逃荒，饿死人的事已不是在甘肃省或个别地方出现，各地农民和干部反映饥饿的信件纷纷飞往中南海，尤以安徽、山东、河南和甘肃为多。无为县的一个干部来信反映，有一个乡一个村的人已基本死绝！他在信中说：如有出入，甘愿杀头。（《解放军文艺》1993年12期，徐志耕文）

在此情况下，中央已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派出检查团，赴全国各地检查工作。派到甘肃的检查团，是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一行人，其中有公安部副部长王昭，也有部“分民主人士，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就在其中。

这一行人先到甘肃的重灾区河西走廊检查工作。在深秋的一天，他们来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场部。检查团先了解了场里的基本情况，作了指示。后来傅作义就问道："有个叫傅作恭的没有？"

此时，傅作恭在背草筏子时因病被折磨死去已半年了，有个姓吕的教育股长回答："可能已经死了。"傅作义问："请问他埋在哪里？"

场长刘振宇还想推脱责任，回答说："听说他可能跑了。"

此话引得傅作义狠拍桌子，怒目圆睁，批评道："你这哪是共产党做事，国民党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你说他跑了，他50多岁的人怎么跑？再说他就是些右派言论，没有别的问题，他为什么要跑？”

且说傅作义发完了火，内心仍很不平静。手足情深，他内心悔恨不已，是觉得自己对弟弟的死负有责任。检查团来到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以后，他已了解到这是个死了很多人的农场。这里让很多人都无法活下去的严酷生存条件，弟弟作恭曾来信说起，并请求自己的支援，自己非但没有对他作任何帮助，还不相信他信上所说，对他严词训斥。现在弟弟肯定已经死了多日了，场长连他死了的事实都不肯承认。唉，唉，是自己一封又一封信地写信动员弟弟从国外回来报效祖国，又是自己让弟弟来甘肃发挥专长搞水利建设。现在弟弟就在这个平常人难以活下去的农场送了命，罪责在谁？罪责在谁？如果当年把弟弟留在身边，留在水利部工作，他也不致在这个鬼地方送命。此时的傅作义已是70多岁的老人，他心中的悲伤真是述说不尽……这是他一生中干过的最追悔莫及而又无法挽回的一大憾事。

参考资料：

崔增印《傅作义与右派八弟傅作恭》

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