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历史大剧《西北岁月》中，顾林实际是历史上陕北肃反四个主要组织实施者的缩影，即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戴季英。这四个人都是老革命，并且都在建国后做到部级高官，唯有戴季英在建国初就被开除党籍、撤销公职。
但为什么说戴季英令人钦佩但可恨又可笑呢？戴季英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红七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在国民革命、苏区革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都曾作出过重要贡献。他对革命有无限激情和热爱，对敌斗争无比残酷和英勇无畏。
在红25军长征途中的独树镇那场恶仗中，身为军政治部主任的戴季英身先士卒，挥着大刀杀成了血人。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戴季英不仅自己舍生忘死，他的父亲戴寿云被国民党反动派活活烧死，母亲吴氏则被当地豪强乱棍打死。兄弟五人跟随他参加革命，除他之外先后牺牲，可谓满门忠烈。
但就是这样一个对敌斗争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的戴季英，搞起“肃反”对自己的同志也残酷无情。1931年9月，在张国焘主导的史称“鄂豫皖苏区肃反”或“白雀园肃反”中，时任鄂豫皖苏区保卫局审讯科科长的戴季英，不但坚决执行张国焘的错误指示，而且大搞“逼供信”。
红四军领导中的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等20余名黄埔毕业的高级将领，均被他亲自审讯过，酷刑过，且被他监斩处死。白雀园大肃反杀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挥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连总指挥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都被杀害了。
虽然张国焘为排除异己是元凶，但戴季英是主要实施者之一。不过令戴季英尴尬又对其感到可恨的是，戴季英的二哥戴季伦曾是黄安早期革命运动的领导人，竟也成了他的肃反对象。尽管戴季伦曾设法逃出伸冤，但最终还是被抓回处死。戴季英“肃反”专家的名头也由此而起，令人胆寒。
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了陕西延川永坪镇与陕甘红26军和27军会师，戴季英被任命为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副局长(代理局长)。之前分别来自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朱理治、聂洪钧及陕西省委的郭洪涛，朱理治是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及北方局驻陕北苏区中央代表团书记、陕甘晋省委书记，聂洪钧接替了刘志丹的西北军委主席职务，郭洪涛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在陕甘根据地极力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受到以刘志丹为首的陕甘根据地领导抵制，便起了“肃反”的念头，但因无军队做后盾始终未敢动作。红25军的到来和戴季英这个“肃反”专家的加入，促使他们于13935年9月中旬发动了一场主要针对原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党政军领导干部的肃反运动,史称“陕北肃反”。
若不是中央红军的到来和李维汉手持毛泽东的那封“刀下留人”的指示信，陕北红军的领导班子就会被“一锅端”。随后，中央开始对戴季英肃反期间的激进手段的调查。但戴季英?却坚信所从事的肃反是在为党清除“害群之马”，始终拒不认错。面对戴季英的死硬态度，性格一向温和、时任中共副主席的周恩来也对其怒斥:“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戴季英随后被撤销职务，检查反省，只是抗战爆发，他才被重新启用被派到新四军第4支队任副司令员，与早在鄂豫皖时期就认识的时任司令员的高敬亭搭班子。
建国后，戴季英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但他看不起比他革命资历年轻的河南省委书记张玺和省长吴芝圃，竟然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对河南省委领导进行了攻击，要求让自己做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毛泽东在看了戴季英的要官信后，怒斥“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当时正值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罪行暴露许多人为他们求情，为了警醒其他干部肃清官风，毛泽东当即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1952年2月22日，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自此，戴季英就消逝在公众视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