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有两次在危难时刻营救我党我军干部的事件都与陕西省西安市一处叫七贤庄的地方有关。

七贤庄是由几个院落的西式平房（有地下室）所组成。1936年初，中国共产党在七贤庄一号院建立秘密联络处。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个地方建立了第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即“红军驻西安联络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后，此处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办公地点也从一号院扩大到三、四、七号院。这个地方还是一所牙科医院，由德国共产党党员、医生海伯特·温奇负责，是掩护我党地下活动、为陕北红军提供药品和医疗器材非常重要的一个隐蔽处所。

1937年4月，叶剑英根据中央指示，带领李涛、宣侠父等同志进驻七贤庄一号红军联络处开展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与国民党军阀顾祝同谈判，营救被敌人抓捕入狱的红军西路军指战员，收容失散流落的红军西路军指战员。恰在此时，叶剑英收到红军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寄给红军联络处的告急信，原来，国民党把黄等三十多名红军西路军被俘干部押到了西安监禁，并对外封锁了消息。黄鹄显通过一个站岗士兵得知西安有红军联络处以后，做通这名士兵工作，让其帮助将告急信投入邮箱寄出。看信后，叶剑英立即报告了正在西安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马上安排联络处秘书孔石泉到国民党监狱，拿到黄鹄显抄写的30多名红军干部名单，并告知黄：正在向国民党交涉，营救释放你们回延安。

经过周恩来、叶剑英等的努力，不久，这批红军干部就获释出狱，到了七贤庄红军联络处，受到负责人叶剑英和红军联络处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

【1937年春，红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前排右）辗转来到西安红军联络处时，与宣侠父（前排左）、陈赓（后排左）、左权（后排右）合影留念。】

【1937年8月，朱德（右）与叶剑英（中）赴南京与国民政府谈判前与博古(左)在七贤庄院子里合影。】

1946年6月25日凌晨，从新疆迪化被无罪释放的我党（包括新疆航空队）的100多名同志，乘坐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将军安排的汽车，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家”。

当时，陕西省西安市是国民党军阀胡宗南的地盘，反共仇共的胡宗南得知新疆来的我党人员进入陕西地界后，着手组织了一系列破坏阻挠活动。为此，八路军办事处周子健处长立即向党中央发了急电。针对险情，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立即制定了挫败胡宗南阴谋、护送我党人员迅速回延安的措施。第二天，当地各家报社及媒体单位都在显著位置公布了这批释放的共产党人从新疆到达西安的消息。这一天，正是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的日子，胡宗南不顾原来协商意见，安排手下无理扣留我党回延安人士，一天、二天、三天……一直到第六天，胡宗南气势汹汹宣布：这批共产党人不能走，要接受审查。胡宗南显然要借全面内战之机，利用所谓审查做借口，杀害这批共产党人。

党中央收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营救这批共产党人的急电后，周恩来副主席在南京与蒋介石交涉；朱德总司令接二连三地向蒋介石、胡宗南发电报；负责执行这次护送任务的国民党负责人出于同情心，也接连向张治中将军发电报。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无奈之下才勉强电令胡宗南放人。

1946年7月5号，这批处于危机四伏局势中的同志们，终于成功脱险，安全离开了西安，乘车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进发。

返回延安的新疆航空队队员合影

1946年9月，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驱赶下，七贤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被迫撤销，人员全部撤离。至此，作为“红色驿站”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完成了它的光荣使命。（作者吕向群系东北航空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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