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读历史的小伙伴们都清楚，一个弱国如果想要乞求平安，让自己不被强国入侵的话，通常会选择把自己国家的某一个王子，送到强国去当质子。

此外，由于在古代社会，大家的契约精神还不是那么强。

所以，国家与国家之间如果想要确保某一项重大盟约，能够得到如期的履行和遵守的话，互送质子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然而，到了现代社会之后，契约精神已经变成了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很少有国家敢于堂而皇之地背弃同另一个国家所订立的条约。

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敢堂而皇之地侵略其他国家。

如此，送质子的这种行为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但事实上，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之后，泰国皇室却突然选择向中国送去了质子，这究竟在图什么呢？

在古代历史，无论中西方，都不乏存在着质子外交。

以我国古代为例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质子外交就十分普遍了。

这个时候，大小诸侯国林立，彼此之间争战不断。

一些国力比较弱小的国家，要想在这样动乱的世道里存活下去的话，也只能想方设法地给强国做附庸了，让强国来为自己提供安全保障。

而弱国这一边，要想获得强国的安全保障，除了要日常朝贡表忠心之外，还需要自家具有继承权的王子，给送过去给强国当质子。

让强国相信，自己对他是足够忠心，不需要太过于担心将来会反叛。

毕竟我具有继承权的王子，都在你们的手中，就意味着我整个国家的命运，都掌握在你的手中。

在古代，立储向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国本。

所以当弱国把自家具有继承权的王子送给强国当质子，这一行为已经是很有诚意的了。

当然，强国为了表示尊重，有时候也会送一个质子给弱国。

强国所送的质子，一般都是属于那种继承权比较弱的，是庶出的，正常情况下，轮不到他来继承大统的王子。

比如：秦始皇他爹嬴异人，早年就因为和母亲两人不得宠，而被送到赵国去当质子。

而后来秦赵两国之间，又各种打架，导致嬴异人在赵国那边的质子生活过得相当苦哈哈。

尤其在长平之战后，赵国人恨不得将嬴异人给活剥了。

好在后来，在大商人吕不韦的帮助下，成功逃回秦国继承王位。要不然，也不会有后来的秦始皇。

到了两汉时期，这种质子外交被逐渐演变为和亲。

由于当时华夏大地经过了战国纷争、秦末纷争以及楚汉争霸之后，已经完全成为一个烂摊子，国力急需要恢复，老百姓也急需要休养生息。

很不凑巧的是，这时北方的匈奴却来到其强盛的时期，不仅统一了北方草原，而且还频频南下侵犯大汉边界。

汉军起初尝试过进行武力反击，但在白登山一带被摆了一道，差点连汉高祖本人都死了。

自此以后，汉高祖方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亲手缔造的国家，此时是有多么的积贫积弱。

便只能选择认怂，同时给匈奴大量的岁币和把公主送过去和亲。

这本质上也是质子外交的一种变形，此时汉朝明显是处于弱国的地位，而匈奴则处于强国的地位。

所以这个和亲本质上就是汉朝给匈奴当小弟。

一直到汉武帝时间，国力变强之后，经过一系列战争，方才把一向耀武扬威的匈奴给打泄气了。

自此以后，汉朝处于强国的地位，匈奴处于弱国的地位。

由此，之后虽然汉朝也有送公主过去和亲，但性质完全变了。

这是汉朝皇室在下嫁公主，认匈奴做自己的小弟和女婿。

这种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和亲外交，从秦汉到隋唐一直都比较流行。

但到宋朝开始后，就变得不流行了，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外交处理方式，基本上就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给钱和谈。

没有像汉唐时期，那样把和亲外交，当作一种重要的战略手段来使用。

对此，小编认为在秦汉到隋唐这段时间里，汉族政权还不够成熟，家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没有进行很好的区分，认为家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故而，这时候和亲这样的质子外交就能够起到一个较为明显的保证金作用。

但到了宋朝之后，家国之间的联系就没有那么紧密了，牺牲家族利益，成就国家利益的行为已经变得很常见了。

这时候，和亲这样的质子外交就很难起到一个很好的保证金作用。

一直到清朝时期，由于清朝本身属于少数民族政坛，刚刚脱离原始的部落制度不久，所以依旧把家国利益绑定得很死。

故而，依旧选择通过和亲这般的质子外交手段，去同其他少数民族结盟。

到清朝覆灭之后，西方的契约精神和人权等观念逐渐传播开来。

这时候两个国家之间进行结盟，完全可以单靠一纸契约就行了，完成不需要提交所谓的保证金。

而在人权观念下，这种把皇室继承人当作保证金提交出去的行为，明显是不好的，是严重违背人权的。

在现代社会中，大家已经基本见不到这种所谓的质子外交了。

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1955年的时候，泰国却突然选择对我国实施比较传统的质子外交，将其领导人的两个孩子送到我国这边来生活。

那一年，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这是亚非国家和地区首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

这注定了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对未来历史走向，造成巨大影响的一个会议。

期间，周总理代表我国参加了这个会议，并提出十分著名的“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

在会议上，赢得了各国代表的普遍认可和赞誉。

此外，周总理还和泰国的代表旺亲王进行了友好交流。

泰方明确表态，对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强烈支持的。

这次交流为之后的中泰关系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时泰国政府内部存在亲美与亲中两派，而在现实中，泰国更多地依赖美国的支持和影响。

故而，亲美派占据着更大的优势。

但经过此次万隆会议后，亲中派有所一定抬头，泰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

所以一方面先在口头上，向中国释放了一个友好的信号，另一方面又为了加强同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选择重启一种非常古老的外交方式——质子外交。

具体言之，就是泰国方面将其高层领导人的孩子派到中国去生活，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加强中泰两国之间的友谊。

泰国方面千挑万选，最终选择了国家首席顾问乃讪的两个孩子——常怀和常媛，作为质子送往中国。

这两人在中国生活了多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照顾。

质子外交不仅增进了中泰两国之间的友谊和互信，还为之后的中泰建交铺平了道路。

常怀和常媛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也让他们成为中泰友谊的传承者，为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清朝末期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逐渐失去影响力，看起来很弱。

但中国的体量又相比于周边国家来说，还是大了不少。

导致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既敬畏又担忧，产生了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华夏焦虑症。

从某种程度上说，泰国送质子可能是受到这种华夏焦虑症的影响。

在泰国政府眼中，他们可能是这么想的，通过质子外交这种方式，可以表达对中国的友好和尊重，同时也有助于缓解对中国的担忧和不安。

此外泰国政府也可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求中国的更大支持。

同时向周边国家传递了一种很强烈的信号，那就是我是一个有中国做靠山的国家，其他国家要想欺负我的话，就得好好掂量掂量。

如此，泰国在东南亚的安全就可以得到有力的保障，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得到了有效提升。

而泰国所送来的这两个所谓的质子，一直都在中国生活得好好的。

他们在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周总理就赶紧让人给其准备了漂亮的新房子，并安排了专人照顾，这些人都是会说泰语的。

之后，他们也在中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努力学习中文，但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母语泰语。

周总理时不时地鼓励他们成为中泰两国友好交流地试着，而他们也一直都在努力学习，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总而言之，质子外交之所以能够在古代流行起来，主要原因是古代的家国绑定得太死，将这个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家族，同这个国家本身做了一番过于紧密的绑定。

所以导致最高统治者的家族成员就具有一定的保证金作用，来确保两国之间的一些重要条约能够得到贯彻执行。

然而到了现代之后，有了契约精神就不再需要质子来充当保证金作用了。

而人权观念的普世，也使得这种外交方式不被认可和推崇。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泰国之所以选择在1955年，给中国送了两个质子，恐怕是与其根深蒂固的华夏焦虑症有莫大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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