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被提拔为二连的三排排长。记得那年年底，提干后首次回家探亲，然而生产队的王队长，听闻我在部队提了干，且是少有的“会开小车”的干部，竟亲自带着他家姑娘王春兰来我家提亲。
王队长家已有两个女儿嫁给了干部子弟，自然希望小女儿也能找个“干部”亲家。
然而，父母却坚决拒绝了这门亲事，王队长在我探亲结束后，又两次来到我家提亲，最后一次甚至带有些许“胁迫”之意，仿佛我们家攀附他家一般，父母一气之下将王队长赶出了我家。
我家有4个子女，我是“老小”，上面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
我7、8岁的时候大姐就嫁了人，1980年的时候，我们公社另一个生产队有个姓刘的人家，他们家有5个孩子，可巧的是都是儿子。
他们的生产队基本都是是平地，而我们生产队是山地，他们队粮食收成总是比我们好，10个工分能换到3毛钱，而我们这10个工分只能换到1毛5，父母就把大姐嫁了过去，说是能过好日子。
而两个哥哥初中毕业后，也就回了生产队“挣工分”，而我初中毕业后也在生产队干活，不过由于年纪小，只能算一半的工分。
1974年春天，公社开始宣传征兵的消息，队里的电线杆上都贴满了参军报国的标语。那年我也刚好满18岁，于是我就跟爹妈说我想去当兵，毕竟在生产队的生活，一眼望到头。
很快，我就接到了去体检的通知，当时我们公社一共只有8个名额，随着政审和体检一步步进行，我竟然也出乎意料地被选中了。
1974年的4月，我穿上了全新的65式军装踏上了离家的列车，三个月新训后，我被分配到了后勤部汽车连，成为汽车连的一名新兵。
在连长和指导员、班长近七个月的悉心教导下，我们新入伍的士兵都掌握了驾驶和操作车辆的基本技能。
记得第一个月领津贴的时候，我们新兵每人发了6元。拿到津贴后，我买了牙刷、邮票、信纸这些日常用品，花了将近2块钱，剩下的钱都攒了起来，每三个月能攒10块钱。
作为刚下连的新兵，我无论是大任务还是小差事，我们都抢着干，搞勤务总是争着当“标兵”，干活从不抱怨苦和累。
到部队后，我基本上每隔十天半个月的就给家里写来一封信，汇报我在部队的表现。
当兵第二年，我当上了副班长，第三年年底老班长退伍，我接任“班长”一职，
后来师部下了提干指标，1978年，我作为基层建设的优秀班长提了干，提干后任二连的三排排长。
还记得当时师里定的提干的标准挺高，当时有四个硬性条件，首先要求是优秀班长，党员，其次要要求立过三等功，并且要受过师里的表彰奖励。
我当时1975年的时候在师部组织的业务比武中拿过第一名，获得了三等功。
1976 年当班长的时候，我们班因在演习中成绩突出，也作为优秀班长受到过师里的通报表彰，所以就成了当时提干的“第一顺位”。
1978年底，我回家探望了父母，这也是我提干后第一次探亲。
回家的第二天，我们生产队的王队长，就亲自来到我家提亲，来的时候还带了他家姑娘王春兰，他听说我在部队提了干，而且还是当时少有的“会开小车”的干部，所以想给自己找个“干部”亲家。
说起来，我和王春兰还是初中时候的同学。不过我初中毕业后去了生产队，而她初中毕业后，又去县里读了高中，也算是个“知识分子”。
高中毕业后，王春兰在村里的小学当代课老师，王春兰比我小一岁，长相虽然不是特别漂亮，但也挺耐看。
王队长在我们生产队也算是一号“人物”，不仅威望高，而且他家有三个姑娘，有两个都是“干部”家属。
大女儿嫁给了我们公社供销社主任家儿子，二女儿嫁给了县里的某个干部子弟，只剩下小女儿王春兰还没出嫁。
提亲的事，是王队长和我父母在谈，我在门外听着，虽然王队长家的条件也不错，可父母却不同意，但主要原因是我在部队已经谈了对象。
在提干前，我有次腱鞘炎去了师部医院，认识了一位叫林晓燕的卫生员，不过当时义务兵很少在部队谈恋爱，所以我即便“有想法”也只能默不作声。
而且女兵要么不谈恋爱，要么是和干部谈，所以我也没敢表达想法，虽然我能感觉出她对我也有意思。
提干后第二个月，我鼓起勇气，找到了林晓燕，向她表明了我的心意。她听后，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告诉我其实她早就注意到我了，只是觉得我是义务兵，可能不会有结果，所以一直没敢表露心声。
听到她这么说，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感觉像是中了头奖一样。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恋爱。林晓燕是城里人，家境不错，父母都是教师。虽然她家条件比我好，但她一点也不嫌弃我农村出身，反而很欣赏我的朴实和上进心。
这也是探亲时，我和父母拒绝“队长”女儿王春兰的主要原因，可在我探亲结束离开家后，队长又去我家提过两次亲。
最后一次甚至还有点“胁迫”的意味，好像我们家娶了他家的姑娘，反而是在攀他家的“高枝”，我父母一气之下把王队长赶出了家门。
后来听说王队长因此还对我们家处处刁难，我恨不得当时就回去教训王队长，可是父亲来信说，让我安心当兵，别辜负了部队的信任，王队长的刁难不算什么，他即便是队长，也不能无理取闹。
后来时间长了，父母不提这个事，我也就忘了。
直到1988年我转业的时候，遇上了王队长的“女婿”，才让我又想起了这段往事。
转业时，我已经是副营职，但转业到地方得考试，按考试排名来进行安置，而我以同职级第一名的身份，安置到了我们县的供销社，当时供销社是个好单位，除了效益好的厂矿外，全县最吃香的就是供销社和邮政局。
当时我在供销社任副科长，手下有个干事就是王队长的“女婿”，他父亲是我们公社的供销社主任，经常听他说起他丈人的事情，他也觉得丈人是个“势利眼”，每当听到这里，我只是笑笑不说话，更没和他提过当年我们家和“王队长”的恩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