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赫哲族老人哼唱的古老调式遇上现代编曲，《乌苏里船歌》在1962年的春天划破了时代的寂静。 这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东方船工号子，让演唱者郭颂的名字响彻国际乐坛，却也为他埋下半生难解的困局。 这位毕生清贫的“东北民歌王”，在83岁临终前仍紧攥着泛黄的乐谱手稿，至死未能洗去“抄袭”的烙印。
1931年沈阳城的炮火中，郭颂在教师家庭呱呱坠地。 这个听着《松花江上》长大的少年，曾无数次想扛枪奔赴战场，却因年龄太小被拒之门外。 命运的齿轮在1953年悄然转动——黑龙江省文工团的舞台上，22岁的郭颂用一首东北民谣《丢戒指》征服观众，粗粝中透着灵动的嗓音，仿佛黑土地里拔节的高粱般生机勃勃。
为让东北民歌走出山海关，他背着三弦走遍林场矿洞。 在零下30度的黑龙江畔，他与伐木工人们围着篝火创作出《新货郎》，轻快的旋律里跃动着“油盐酱醋布匹白糖”的生活气息。 当这首充满市井烟火的歌曲被搬上国庆十周年晚会时，周恩来总理笑着赞叹：“这才是人民需要的艺术。 ”
1962年的采风之旅彻底改变了郭颂的艺术轨迹。 在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赫哲族村落，渔人们“哈依赫呢呐”的古老吟唱令他如遭雷击。 他像考古学家般记录下每段旋律，与创作团队在油灯下熬过百余个夜晚，将千年渔猎文明与现代音乐语法熔铸成《乌苏里船歌》。
这首糅合赫哲族《狩猎的哥哥回来了》元素的杰作，创造了惊人的文化辐射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亚洲音乐教材，日内瓦国际唱片博览会授予金唱片奖，甚至美国爵士大师曾试图购买改编权。 赫哲族博物馆里至今陈列着郭颂当年的采风笔记，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标注着音调转折，见证着艺术家对民族音乐的敬畏之心。
2001年秋天，一纸诉状将71岁的郭颂推上风口浪尖。 赫哲族代表以“未经许可改编民歌”为由，将他和中央电视台告上法庭。 这场持续两年的文化产权之争震动全国——当非遗保护遇上艺术创作，传统调式是否具有排他性？
法庭上的郭颂颤抖着翻开1962年的工作日记：“我们采录了赫哲族兄弟的20多首民歌，改编时特意保留了四分之三原始旋律……”尽管最终判决确认了《乌苏里船歌》的改编性质，但舆论早已将他钉在“文化剽窃”的耻辱柱上。 曾经被他带上国际舞台的赫哲族音乐，反而成了刺向他的利刃。
2016年5月，郭颂在病榻上听着自己录制的《乌苏里船歌》闭上了双眼。 床头摆着未能完成的《东北民歌考源》手稿，其中夹着2002年法庭判决书的复印件。 这位拿过金唱片却住着单位分配房的老艺术家，至死保留着文工团时期的蓝布演出服。
如今在哈尔滨大剧院广场，郭颂手持船桨的铜像依然凝望着松花江。 当《乌苏里船歌》再度被传唱时，年轻歌者总会特意标注“赫哲族民歌元素”。 或许这正是历史给予的黑色幽默：当年那场诉讼催生的版权意识，正守护着更多像郭颂这样的文化传承者。 而老艺术家的故事，终成非遗保护进程中一道复杂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