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前，在1979年5月25日清晨的纽约市曼哈顿苏豪区。
小男孩伊坦·帕兹背上小书包，戴着一顶心爱的棒球帽，揣着一美元。
兴高采烈地跟母亲朱莉告别，说自己已经是个大孩子，能独自去上学。
可这一天，对他父母来说，成了噩梦的开端——出门后的伊坦再也没回来。
他母亲起初还宽慰自己，儿子可能只是贪玩。
可随着天越来越黑，她意识到情况不对，赶紧报警。
接下来的日子，他们也在拼命寻找，到处贴海报，向每个能帮忙的人求助，却啥都没找到。
后来伊坦的失踪不光刺痛了一家人的心，还在传播后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5月25日，那个再也瞧不见伊坦笑容的日子，也就被定为了“国际儿童失踪日”。
伊坦的失踪，犹如一记重锤，狠狠砸向整个社会对儿童安全的漠视，以及漏洞百出的追踪体系。
在他消失的那个年代，美国几乎没有任何统一部门，协调失踪儿童案件的调查。
各州之间资源分散，执法合作稀缺，连一个能集中力量处理失踪儿童的数据库都不见踪影。
警察们各自为战，效率低下，因此错失不少能早日找到孩子的机会。
伊坦的案子如同催化剂，将这些问题统统暴露于阳光下。
在儿子走丢后，他的父母从未停止呼吁。
他们的坚持不只是出于对儿子的思念，而是更希望未来的孩子们不再遭遇同样的苦难。
四年后，这场持续不断的社会讨论终于发挥作用了。
1983年，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站出来宣称：
把每年的5月25日，也就是伊坦失踪的这一天，定为“全国失踪儿童日”。
这相当于政府向全社会统一表态：我们决不能再让孩子们无声无息地消失。
自此之后美国联邦和州级的合作逐步推进，各种针对儿童失踪的专项小组开始组建。
1984年，美国国家失踪与受虐儿童中心终于建成，成为处理失踪儿童案件的专门机构。
与此同时，相关技术手段也在改良。
像全国失踪儿童档案库这样的系统陆续上线，让失踪儿童的追踪手段更高效、更全面。
很多家庭的希望得以延续，有些围绕儿童安全的举措甚至被写进法律。
后来的这些变化不但在美国落地生根，还渐渐扩展到国际上。
1986年，儿童失踪问题引起世界儿童团体的关注。
许多国家借鉴美国的做法，逐步形成国际协作机制。
也有许多被拐的儿童，因为相关系统的完善得到了及时救助。
而“5月25日”这个饱含悲伤的数字也有了全球意义，成为了“国际儿童失踪日”。
这个日子提醒着人们，保护儿童要有预防，万万不能只寄希望于“侥幸”。
那么伊坦的案子是怎样发生的呢？
20世纪70年代，曼哈顿的书豪区域工厂大量搬迁，变得一片萧条，空厂房被留下。
这局面反倒吸引了众多艺术家，他们喜欢这儿低廉的租金，还乐意把旧厂房改成工作室和住处。
彼时作为专业摄影师的斯塔利帕兹，便是其中一位。
当时他带着家人搬进一间由工厂改建的公寓，生活就此展开。
后来他的妻子朱莉在公寓里开了一家儿童日托所，一边忙碌地照顾小孩子们，一边操持家庭生活。
这时候的伊坦才两岁半，那时候他还是家里的独生子。
身为摄影师的斯塔利帕兹也喜欢给家人拍照，镜头下的孩子总是绽放着生命的光彩。
两年后伊坦有了弟弟，日常变得越发热闹，也越发琐碎。
这一家子的日子，就像被塞满的画框，拥挤却充实。
伊坦6岁时开始上小学，家里本打算让他坐校车，可偏赶上司机罢工，这一下事情就复杂了。
夫妇俩工作忙得根本抽不开身，只得请个保姆专门接送。
伊坦倒没抱怨，一直表现得独立又自在，小小年纪好像就懂得适应这些变化了。
然而几个月后校车正常运转，在5月2日这天，伊坦起床后兴奋极了，认真收拾好自己的小书包。
他把昨天赚到的一美元小心塞进包里，还戴上最喜欢的那顶黑色飞行员棒球帽。
这天他身着蓝色灯芯绒夹克、蓝色短裤，脚蹬一双运动鞋，鞋带打着两个耀眼的荧光色蝴蝶结。
他的书包也很别致，蓝色布料上印着一只大象，仿佛伊坦在对着家做最后的告别微笑。
一大早，他站在门口朝母亲朱莉挥挥手，大声喊：
“妈，我能行！我自己去上学！”
接着他就坚定地走出去，背影在阳光下自信却又遥远。
朱莉心里其实挺不安，她站在门边一直盯着儿子远去的背影，直到他在转角处完全消失。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分别竟是永别。
下午的放学时间，朱莉满心期待地守在家门口，一分钟一分钟地盼着儿子跑回来。
可时间一点点过去，伊坦还是没影儿。
她试着往校车站走，想找找儿子的踪迹，可空荡荡的街道让她的心一点点往下沉。
慌乱间，朱莉敲开邻居家的门，问儿子的同学，却只听到一句：
“今天没见到他。”
她整个人一下子被恐惧抓住了，之后她强忍着颤抖拨通丈夫的电话，紧接着又迅速联系学校。
那头的老师告诉她：
“伊坦今天没来学校。”
听到这话的朱莉，脑袋里的思绪一下子炸了。
再也忍不住的她跑回家拨打报警电话，语气急促，差不多带着哭腔。
把伊坦当天的穿着、书包、在哪儿最后看到他，都报告给了警方。
警方很快赶到，这一刻，朱莉的直觉告诉她，她正面临着一个能毁掉一家人的深渊……
警察的到来，让朱莉心中的恐惧感被放大到极致。
这是当时曼哈顿少见的大动作，一百多个警察分成小组围绕着社区进行地毯式搜索，搜救犬带着希望上街嗅闻。
可天公不作美，当天下起了雨，气味很快被冲散。
直升机盘旋在空中，派出强光灯扫视街区的每一个角落，其他一些空屋和地下室也没有放过。
街道上，人们递过来的都是同样的话：
“我会留意的。”
朱莉抱着唯一一线光是找到学校到家的每一寸街道，但一无所获。
伊坦失踪的消息迅速传遍整个社区，可就是没能跨出更广范围。
伊坦的父母不愿放弃任何希望，父亲更是如此。
他是个专业摄影师，家里存着伊坦无数清晰又满是笑容的照片。
父亲觉得，照片也许是让更多人记住伊坦的最好办法。
他冒出个看似疯狂的念头——把孩子的照片印在牛奶盒上。
那时候，牛奶是每个家庭必需的，牛奶盒每天都会出现在成千上万个家庭的餐桌上。
当他联系到相关厂家后，这个点子很快就得到奶制品厂商支持。
随后印刷厂连夜干活，之后没多久，伊坦的照片和详细的失踪信息印在了牛奶盒正面。
照片上的伊坦笑得特明亮，简直就像在跟成千上万个陌生人喊：
“快来找到我！”
在奶盒满天飞的日子里，伊坦的父母心情复杂。
有希望，也是无尽的煎熬。
他们盯着每一通电话，看到陌生号码心就提到嗓子眼儿。
他们坚信，总有人能认出这个男孩。
但时间一天天过去，耳边听到的只有关心和安慰，没人带来真正有用的消息。
随着时间推移，原本紧张的搜索渐渐被无力感取代。
警方的搜索范围越来越广，连曼哈顿的地铁站、垃圾场都没放过。
可这一切就像石子投进湖里，只能激起一点涟漪却看不到底。
警局的档案柜里，厚厚的记录逐渐堆叠起来，像堆积的时光，压得人喘不过气。
偶尔有新的目击者站出来，但带来的也是模棱两可的描述。
偶尔接到某些“也许我看到了”的电话，甚至有人声称知道凶手是谁，可所有方向最后都成了死路。
警方开始疲于奔命，巡逻犬一次次扑空。
对他们来说，这成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追逐。
他母亲常在深夜独自趴着哭，紧紧抱着伊坦的玩具。
整个社会的恐慌远未散去，邻里之间突然多了许多提防。
孩子们放学时不再欢笑地拥进街角的小商店，人们的目光不自觉地像探照灯，来回扫视那些原本熟悉的面孔。
伊坦成了一个符号，一张深深烙印在纽约记忆中的小脸，一次再也走不回来的早晨。
他的父母等了七年又七年，最终艰难的签下宣告死亡的字眼。
警方在多年后才将文件封存，但那不是结束。
几年后，伊坦失踪案好像有了突破性进展。
警方把目光投向了流浪汉拉莫斯，他是个出名的惯犯，档案里尽是对小男孩儿下手的犯罪记录。
那些孩子几乎都是金色头发，年龄也相仿，和伊坦惊人地相似。
面对警方询问，这个看似油滑的家伙居然主动承认。
他说自己在伊坦失踪当日，确实和一个相似的男孩在一起。
他供述，男孩特别倔强，说自己要去华盛顿找亲戚。
害怕过早暴露罪行的他，吓得赶忙把男孩送到了地铁站。
不知是为撇清责任还是记忆模糊，他跟警方强调，他不能完全确认这男孩就是伊坦。
伊坦父母肯定无法接受这般模棱两可的说辞，他们死咬拉莫斯。
之后他们改走民事诉讼程序，盼着通过法庭公正获得一些答案。
然而，事实打碎了他们仅存的期待。
法院审理时，由于没找到伊坦遗体，也没直接证据表明拉莫斯有具体犯罪行为，没法给出进一步刑事判决。
虽说法庭最后判定拉莫斯要赔偿这对夫妇200万美元精神损失费，可这笔钱对伊坦父母毫无实际意义。
赔偿款一分钱都没进他们口袋，因为拉莫斯根本没钱还。
这场官司耗尽伊坦父母最后的力气，可最让人难受的，还是那没找到的答案。
儿子究竟在哪？
2012年，这起冷案猛地有了突破口。
一个普通的举报电话，把警方的注意力引向了一名叫佩德罗·埃尔南德斯的男子。
打电话的是他姐姐妮娜·埃尔南德斯，她在电话里声音紧张激动，说自己弟弟就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妮娜讲，几年前在教会的一次告解中，埃尔南德斯曾当众承认，是他杀了那个失踪的小男孩。
这让人意外的消息，让警方马上展开追查。
后来警方查到，埃尔南德斯在伊坦失踪时，正在学校附近的一家杂货店工作。
而且案发后不久，他就打包离开苏豪区，搬到新泽西生活。
这些信息和时间点都太对得上了，于是埃尔南德斯很快被警方找到带走。
面对审讯，他没抵赖，当场供认罪行。
他说得平静又详细，根本不像撒谎。
他回忆那一天，自己工作时看到伊坦背着书包走进杂货店，独自一人。
他不知怎的动了手，把伊坦哄进地下室，假装给他汽水喝。
接着，事情很快失控，埃尔南德斯掐住伊坦脖子。
更让人心碎的是，埃尔南德斯承认，他将男孩遗体藏在冰柜里，最后用塑料袋装好，扔到附近的垃圾堆填区。
遗体早没了，不是焚烧就是深埋。
后来，警方对埃尔南德斯的供述进行进一步调查。
他的工作记录、他自己说的作息，以及一些旁证都和案发当天的相关信息相符。
就算没找到实物证据，可他的陈述细致得让人不能忽视。
尤其是他对作案手法的描述，跟警方当年的推测一样。
经过一番努力，检方终于决定把埃尔南德斯告上法庭。
2017年，经过长达五年的审理。
曼哈顿法庭宣布佩德罗·埃尔南德斯被判一级绑架和二级谋杀罪名成立。
他被判终身监禁，至少25年内不许假释。
法庭当天安静得很，没人欢呼，也没人鼓掌。
伊坦的父母虽说终于听到结果，但脸上还是满是悲痛。
这一刻，没有解脱，只有失落和痛苦。
尽管真凶落网，伊坦案件看似有了答案。
可对他的父母而言，心中痛苦永无尽头。
他们失去儿子，遗体未寻到，连告别的机会都不曾有。
伊坦一案还告诉我们，光靠他人保护孩子决然不够，得教会他们“如何保护自己”。
不管是父母还是社会，这是一场不能停歇的战斗。
只有让孩子懂得如何辨别坏人，懂得如何规避风险，那些让人心痛的案件才能更少一些。
而这些仍需我们的努力，为了不让下一个“伊坦”出现，我们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