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吴定
我上高三的时候，听说同年级中有一个大力学家的儿子，他叫吴定。
修长的身材，宽阔的脑门，不经人指点我便猜出了他。但没有交往，自然谈不上了解。想不到动荡的年代里，我俩竟成了十分投机的“荒友”。
终生难忘的1967年11月20日，列车一声长鸣，我们一起告别了首都，告别了亲人，奔赴遥远而神秘的北大荒。
我们学校的30位热血书生，有29个分到当时条件最艰苦的9队，踏上了荒草甸子中的孤岛，508高地，6幢砖房成了我们新的家。
当时，我和吴定住在对门，天天见面，不久就变得熟悉起来。
但使我对他产生强烈的好奇，还是我当上炊事员之后的事。在老职工的热心指点下，我很快掌握了炒土豆丝的独特手艺，我炒的土豆丝一时大受欢迎。每天大家到食堂打饭的时候都抢土豆丝，但是吴定常常很晚才来。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吴定常常很晚才来吃饭，一个人坐在靠南边窗户的桌子旁边细嚼慢咽，几乎总是最后一个吃完离去。他也不例外，很爱吃我炒的土豆丝。他每每笑眯眯地问我是否还有土豆丝，后来我就每次都预先给他留下一点儿。
有一天他又来晚了，反正我也要等他吃完才能下班，索性就趴在卖饭窗口，边看他吃饭边同他聊天。
他告诉我，他常常晚来是由于手里的活儿太多。他还告诉我，队里的许多设备都有毛病，可是机务人员少，猪号、马号的设备无人关心，而他是个农工，有自己的任务定额，只能在下班后去猪号、马号帮忙修设备。聊着聊着，他吃完了盘中的菜，先用最后一口馒头擦了一下盘子，接着，当着我的面端起盘子舔了起来。看着他认真的样子，我不由得惊呆了。虽说艰苦朴素的思想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扎下了根，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若无其事地大舔盘子，却也着实令我感到好奇。
渐渐地，从同学们那儿了解到他有许多奇怪的痼癖，比如“一、三、五不洗，二、四、六干擦”，说的是他经常不洗漱；穿衣服应用“相对论”和“优选法”，说的是他不爱洗衣服，经常从换下来的脏衣服里挑选相对干净一些的再穿上；而舔盘子则是他最独特的习惯。对他这样的怪人，我总难把大力学家的儿子和他划上等号。
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对他产生了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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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68年5月的一天傍晚，当时我是队里的统计员，从一号地跑完地号回队，天色已晚，几十米外已难辨物体。我有点紧张，害怕春天的饿狼跟在我身后，于是快步往回走。边走边四处张望，还小声哼着歌壮胆。突然，我发现不远处的二号地边有个黑影在移动，一起一伏，走走停停，不由得毛发都立了起来。我握紧了手中丈量地号用的拐尺，又把堑旗举在了肩上，随时准备应付不测。
慢慢地黑影移近，我看出来好像是一个人，便壮着胆子喝问
“谁?”
“吴定。”
对方答道。
我长长出了一口气，跑上前去问他在干什么，只见他头戴耳机，手指指肩上，又指指地下，一句话没说，继续低头走着。
我这才看清，他身背电话机，在一段一段查线。
吴定告诉我，队里电话不通，广播不响，准是线被刮断了。于是他顾不上吃饭，下工后就立即背上工具义务查线来了。我问他要查到哪儿去，他回答：“找到断头就是目的地。”
看着天越来越黑，我真替他捏了一把汗，就打算陪他查，也好给他壮壮胆。但他说我跑地号辛苦，坚决叫我回队去吃饭。他还说他不怕狼，因为手里有工具，完全可以对付。说完便低着头，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越来越深的暮色里走去。
他一起一伏的身影，在我的心中越发变得高大起来。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也没有人委派，他就成了队里的义务查线员。大伙似乎也习惯了，每当广播不响，就会有人大喊：“吴定，线断了。”他立刻放下手里的事，挎上工具包和电话机，头也不回地出发。无论是狂风迷眼的初秋，还是蚊子小咬猖獗的仲夏，也不管是积雪没膝的隆冬，还是泥泞翻浆的孟春，究竟有多少次，究竟跑了多少路，谁也没有统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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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夏天，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虎头边境吃紧，晚上常可看到东南方向的天边照明弹阵阵闪亮。
一天夜里，正赶上我在队部值班，东南角又升起了照明弹，场部正有事在通知各队，恰恰此时电话线断了。我十分着急，只好去叫吴定。
那阵子，正是狼群出没之际，农具场附近有几十只绿色的光点在动，阵阵凄厉的狼嚎使人毛骨悚然，我当时真犹豫极了。但吴定一听，二话没说，拿起工具就走了，只是多带了一个值班用的长手电，我真替他担心。一个来小时后，他乐呵呵地回来了，满脸淌着汗水，我紧紧握住了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