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产剧集日益追求“爽感”与“反转”的当下，《棋士》以“生活流罪案剧”的姿态，将镜头对准了人性的灰度地带。这部由王宝强、陈明昊领衔主演的剧集，以围棋为隐喻、以兄弟对峙为明线，在看似平静的市井烟火中，编织出一张充满现实质感的命运棋局。剧中，围棋老师崔业（王宝强饰）与警察崔伟（陈明昊饰）的博弈，既是正邪交锋的“猫鼠游戏”，更是一场关于生存尊严与道德底线的灵魂拷问。
围棋与犯罪：策略背后的生存寓言
《棋士》的独特之处，在于将围棋的哲学内核与犯罪叙事深度绑定。崔业原本是“棋盘上的天才”，却在信用社抢劫案中被迫以棋局思维协助劫匪逃脱，最终将天赋异禀的棋艺转化为犯罪工具。剧集通过“布局”“落子”“弃子”等围棋术语，隐喻人性在绝境中的异化——正如崔业所说：“围棋里最难的，不是赢，而是输得体面。”然而，当生活将他逼至墙角，体面早已成为奢侈品。
剧中多次出现的围棋对弈场景，不仅是角色心理的外化，更是命运转折的预兆。例如，崔业故意输给投资人王红羽的棋局，表面上是对现实的妥协，实则暗藏他对尊严的最后一搏。这场戏中，王宝强通过细微的嘴角抽搐与手指蜷缩，将角色的屈辱与不甘演绎得淋漓尽致。而当崔业用棋局推演劫匪逃亡路线时，围棋的冷静理性与犯罪的疯狂冲动形成强烈反差，揭示出人性在利益与道德间的摇摆。
兄弟镜像：狼性与羊皮的生存哲学
崔业与崔伟的兄弟关系，是《棋士》最锋利的人性解剖刀。两人同为底层出身，却因时代机遇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崔伟穿上警服成为“秩序的捍卫者”，崔业却因生活重压沦为“规则的破坏者”。剧集通过细节对比强化这种反差——崔伟的宽肩皮衣与崔业的松垮西裤，象征着社会阶层分化下的身份认同落差；表彰大会上哥哥居于画面中心，弟弟却被边缘化的构图，则暗喻两人在价值体系中的位置。
更具深意的是，兄弟间的博弈始终笼罩着“狼羊之争”的隐喻。崔业那句“在人的社会里，狼和羊都是要吃钱的”，道破了生存法则的残酷本质。他看似被迫披上狼皮，实则是被社会规训为“羊”的弱者向命运发起的反噬。而崔伟对弟弟的追捕，既是对正义的坚守，亦是对自身道德优越感的确认。正如剧中一场对峙戏：崔伟质问弟弟为何堕落，崔业怒吼“你有什么资格管我”，这一声控诉撕开了血缘关系下隐藏的阶层傲慢。
生活流叙事：市井烟火中的堕落必然性
与传统罪案剧不同，《棋士》的戏剧张力并非来自惊天罪案，而是源于对“堕落过程”的细致铺陈。剧集以极具年代感的场景复刻（如老式肯德基“奇奇”形象、摩托罗拉翻盖手机）与生活细节（崔业变卖奖杯酒水、儿子炎炎的腿伤手术费），构建起逼真的生存困境。当观众目睹崔业因领导PUA、家人轻视、经济窘迫步步沉沦时，剧集完成了对“犯罪动机”的现实主义解构——这不是黑化，而是“被生活腌渍入味”的必然。
导演房远与高妮妮采用“遇人则慢，遇事则快”的叙事节奏，让人物的堕落更具说服力。例如，崔业在镜前吐口水的一幕，没有台词，仅靠喉结滚动与青筋暴起的生理反应，便将中年失意的尊严崩裂刻画得震耳欲聋。这种“去戏剧化”的处理，让观众在共情中反思：若身处同样境地，我们是否也会成为“崔业”？
灰度人性：善恶边界上的角色弧光
《棋士》的高明之处，在于拒绝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崔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反派：他在犯罪时冷血算计，却在面对儿子时流露温情；他策划劫案步步为营，却因算命先生一句“一心向善终得报”动摇杀心。这种矛盾性在王宝强的表演中得以升华——当他跪在父亲坟前烧毁赃款衣物时，颤抖的双手与空洞的眼神，让观众既痛恨其罪行，又哀叹其命运。
同样，崔伟的角色也绝非正义符号。他对弟弟的复杂情感（追捕中的不忍、证据确凿后的愤怒）与职业信仰的冲突，折射出执法者的人性温度。陈明昊通过克制的肢体语言（如审讯时无意识摩挲警徽的动作），将角色内心的撕裂感传递给观众。
结语：棋局终了，人性永续
《棋士》以围棋为引，却未止步于智力博弈的炫技。它通过崔氏兄弟的殊途命运，叩问了一个更本质的命题：当生存压力碾碎道德底线，普通人该如何安放摇摇欲坠的尊严？剧中那盘未下完的棋局，恰似人性永恒的困局——黑白棋子或许终将归盒，但善恶抉择永远在路上。
这部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开拓了国产罪案剧的现实主义新维度，更在于它让观众看到：在生活的棋盘上，每个人都是被迫落子的棋士。我们或许无法改变棋局的规则，却能在看清真相后，选择成为“困兽”还是“破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