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秋天，戴高乐回到巴黎与家人团聚。一天晚上，全家受丹坎夫人的邀请参加清秋沙龙。他们在那里“巧遇”旺德鲁一家，其中包括旺德鲁家的女儿伊冯娜。
众人在街上漫步，不知不觉两个年轻人被落在后面。他们谈到了罗斯丹，戴高乐借机大段大段背诵起这位当代诗人的作品。分手时，丹坎夫人提议下周去看美术展，然后一起喝下午茶。并没有人反对。
这是戴高乐母亲让娜和旺德鲁一家精心安排的一场相亲会。旺德鲁一家来自法国加莱名门望族，家族中先后有9人担任过加莱市长，伊冯娜的父亲则是一名从事饼干加工的成功商人。
母亲让娜对伊冯娜很满意，她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而且面容姣好。更让她看重的是伊冯娜性格严谨，注重家庭生活，将来肯定是位贤妻良母。其实旺德鲁一家并不看好这门婚事，所以安排了这次巧遇，如果女儿不看好戴高乐上尉就权当是一次朋友相聚，如果女儿看上了他，那家人也不会反对。
第二次见面时，戴高乐上尉显然是带着目的性了，不过他有些紧张。他坐在伊冯娜的旁边，把军帽、手套和手杖放在膝盖上，当抬手拿茶杯时，不小心把勺子掉在了地上，俯身拾起勺子时，手杖又碰倒了茶杯，茶水则溅到了伊冯娜的衣服上。伊冯娜没有介意，只是莞尔一笑。他对这个大个子军官并不讨厌。
几天后戴高乐邀请伊冯娜和她的哥哥一起参加圣西尔军校举办的年度舞会。又过了几天，伊冯娜告诉家人：“就是他了，我非他不嫁。”
1921年4月7日，夏尔·戴高乐和伊冯娜·旺德鲁举办了婚礼。在二战主要交战国中，作为统帅级别的领袖中，戴高乐的婚姻是最幸福美满的。
和平时期的法国军人有两条出路，其一是到海外殖民地军队去，通过作战立功获得晋升；另一条路是留在本土当参谋，将来的出路是成为一名出色的理论家。考虑到自己刚刚结婚，而且伊冯娜已经怀有身孕，戴高乐决定留在国内。通过公开竞聘，他取得了圣西尔军校历史助理教授的职位。
军校的教学工作很清闲，每周只需要上几个小时的课。除了陪伴妻子，戴高乐也在试图和旧相识取得联系。他曾服役的第33步兵团首任团长是亨利·贝当，现如今后者凭借一战建立的功勋，已经升任法国陆军总监。
贝当对这位年轻人印象深刻，当年他担任第33步兵团团长时，有一次他召集军官们开会，并向他们阐述“火力的重要性”。贝当提到了早年杜伦尼和孔代王子之间进行的一次演习，以强调自己的观点。不过戴高乐少尉打断了团长的话，并指出他的引用有错误。
贝当没有生气，尽管戴高乐的直率在陆军中并不受欢迎。在那之后，他经常找戴高乐聊天，并对这位年轻人欣赏有加。
其实贝当和戴高乐的理论主张是有分歧的。贝当认为在现代战争中，真正重要的不是谁主动出击，而是谁能最大限度地集中火力。他的这个观点在一战前就已经成形，并在战争期间验证了它的有效性。
戴高乐同意火力的重要性，但对贝当提出的“谁主动进攻不重要”的论断表示反对。与此同时，他公开质疑军内盛行的“机枪至上”防御观点，指出未来战争将是机械化程度很高的坦克战和运动战。
戴高乐的观点遭到了普遍批评，尤其是他于1922年5月进入参谋学院学习后，与院方教职军官们产生了激烈冲突，包括批评他最严厉的参谋学院院长穆瓦朗上校，后者是“火力——防御”理论的坚定拥护者。
而在一次学院举办的战术实地演习中，作为“蓝军”指挥官，戴高乐违反院方演习要求，率领一支高度机械化的坦克部队进行了一次闪电式进攻，迅速击溃了“红军”，这让穆瓦朗上校在前来观摩的上司面前非常难堪，因为演习的目的原本是验证防御理论的有效性。而当穆瓦朗上校质问他时，戴高乐只是让其手下代为回答，理由则是司令部里各司其职，穆瓦朗提出的问题属于那位参谋的工作范畴。
贝当倒是很能包容戴高乐，并时常在必要时给予他庇护。当然这也跟戴高乐“会来事儿”有关。贝当在1920年以64岁高龄迎娶了一位离异的女人，这引起了公众和军队内部的不满。20世纪上半叶，离婚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有身份的人甚至不屑于跟离过婚的人同桌用餐。贝当的婚姻让他跟自己的社交圈彻底隔绝，如果他举办宴会，根本邀请不到任何客人。一向不受道德拘束的戴高乐则很愿意与贝当夫妇接触，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和贝当一家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1925年，戴高乐从参谋学院毕业。尽管他已经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可他与军队内部主流的“火力——防御”理论格格不入，再加上他与穆瓦朗的关系紧张，所以院方在他的毕业考评上只给了他很低的评级——尚好。
毕业后他也没能如愿留在学院任教，而是被分配到总参谋部运输管理局担任参谋，负责军队厨房设备的维护和冷冻食品的储藏。这件事对戴高乐的打击很大，他认为这是那位思想保守的上司对自己的侮辱。
戴高乐在这段时期的遭遇可以看出他性格上的缺陷。作为一名军人，能力和才华是一方面，这些都要以“服从命令”为基本条件；作为一名想在总参谋部谋求发展的军官，他直率的性格往往会为自己树敌。他把这种性格带到十几年后的那场战争，在领导“自由法国”运动期间，戴高乐也没能处理好与英国、美国以及“自由法国”内部的关系。
贝当在戴高乐离开参谋学院9个月后拉了他一把，邀请他到自己的办公室担任私人参谋。在老长官的庇护下，戴高乐度过了一段愉快的军旅生活。在贝当的筹划下，他将自己研究的关于战略方面的问题整理成册，完成了《剑锋》一书。
贝当还替戴高乐报了一箭之仇。1927年4月，他亲自带着戴高乐回到参谋学院，当着全校师生发表了三次演讲，内容则是他提倡的进攻理论。为了凸显戴高乐，贝当等人在步入礼堂时，有意让戴高乐走在最前面，他给出的理由是：演讲者理应走在最前面。
贝当并不是赞同戴高乐的主张，而是允许军队里可以出现不同的声音，实际上他本人就是“火力——防御”理论的提倡者，整个法国陆军也将此视为军队建设的核心宗旨。他们认为在未来战争中，抵御德国进攻最有效的方式是坚固的工事，至于飞机、坦克只是配合这一理论需要才装备部队，世人熟知的马其诺防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考验戴高乐和贝当友谊的事件发生在1932年，已经76岁高龄的贝当希望自己隐退前能够获得“法兰西学院院士”。为此他需要完成一部著作，于是贝当邀请了一些人为他着笔。戴高乐也受到邀请，负责这本著作的7个章节，其中3个章节介绍1914年法军的情况，4个章节则是对法军在一战的表现提出批评。当然全书的理论基础是他提倡的“火力——防御”理论。
戴高乐依旧直率，他在自己的部分对贝当理论大加批评，引起贝当的强烈不满。从此之后二人虽然仍然保持往来，但关系越来越疏远。而失去了贝当的庇护，他在军队里也越发不如意。
1933年5月，戴高乐出版《未来陆军》一书，书中他正式提出了自己的军事理论，即建立一支高度机动化的装甲部队，并从历史和技术两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从历史上看，法国曾多次遭到北方的侵袭，尤其是东北方向。取道比利时进攻巴黎的路线是法国最大的防御威胁，而临时拼凑非职业化的部队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战争的需要，即使拥有坚固的工事也不行。
从技术上讲，机械化越来越被各国重视，对于复杂的技术装备，必须由经过专业培训的人操控，进而提升了对专业军事人才的需求。他特别重视内燃机的作用，认为它可以将人们所需要的东西以任何速度、跨越任何距离送到任何地点，由内燃机带动的坦克将具备威力和进攻价值，从而改变整个战争模式。
这本书在法国没有引发关注，只卖了750册。反倒是在国外有一些反响，特别是德国，卖了3000多册。据说希特勒读过此书，还推荐给身边的参谋看。
1936年3月，德国突然进入由英法托管的莱茵兰非军事区，三个营越过莱茵河进入左岸地区。此时法国在东线有100个师，但法国方面没有出动军队制止这次军事冒险，而是让外长飞赴伦敦，希望得到英国的支持。让法国人失望的是，伦敦方面没有履行承诺。
英国人的态度让法国意识到，在争取避免战争的同时，也应该为可能的战争提前准备。1937年，国防部部长莫兰任命戴高乐中校为第507坦克团团长。在他即将赴任前，莫兰对戴高乐说：“你的纸坦克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让我们看看你的金属坦克吧。”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戴高乐被召回巴黎接受新的任命，担任第5军上校参谋，他还得到通知第507坦克团将拆分成连级作战单元，编入第5军步兵部队，继续由他指挥第5军的坦克部队。与此同时，德国的装甲部队已经开始在波兰平原上崭露锋芒。
1940年3月，戴高乐的好友保罗·雷诺出任法国总理，他一直是戴高乐军事理论的支持者，这让戴高乐看到了一丝希望。
他找到雷诺，希望可以调入国防部工作。前总理、时任国防部长达拉第倒也不讨厌戴高乐，可他不希望雷诺在国防部扩张自己的势力，所以他拒绝了这个要求。愤懑之中，戴高乐收到法军总司令甘末林的邀请，出面组建第4装甲师。接到任命后，他立即返回前线。
4月8日，德军闪击丹麦和挪威。丹麦在几个小时后就宣布投降，挪威虽然拒绝了投降的要求，但其南部和西部的几座沿海港口在当天就落入德军之手，其中还包括挪威首都奥斯陆。
5月10日，德军闪击西欧。就如戴高乐所预料的那样，德国人没有进攻拥有坚固工事的马其诺防线，也没有采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施里芬计划”提出的进攻路线，而是从阿登地区投入装甲集群，在空军的支援下直捣法国腹地。
德军渡过马斯河后，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即可以向北进攻，围歼英法联军主力；可以向西南攻取法国首都巴黎；可以南下包抄马其诺防线；也可以一直向西冲向英吉利海峡，将英法联军切割成两段。法军总司令甘末林认为德军的目标将会是巴黎，所以命令部队收缩防线，沿巴黎外围布防。几种选择中最危险的是西进，因为装甲部队在突袭过程中，很容易跟步兵脱节，并暴露自己的侧翼。
甘末林没有想到，德国人偏偏选择了最危险的路线。当戴高乐率领还没有组建完成的第4装甲师赶到巴黎外围时，发现德军已经向巴黎以北120公里圣康坦推进。更让他感到羞辱的是，德军一路西进，要求被俘的法军放下武器，一路向南逃。此举收到了两个效果，溃兵没有阻塞德军继续西进的通道，反倒将戴高乐的第4装甲师北上通道给挡住了。
5月17日，第4装甲师完成集结，戴高乐决定发动反击，切断古德里安装甲集群的补给通道——蒙特康内公路。一开始的进攻很顺利，四个坦克营在拂晓发起进攻后，于当天下午3时抵达蒙特康内。他们在这里遇到了德军第1装甲师，戴高乐趁德军没有防备，命令部队立即冲向德军。很快他们就击溃德军第1装甲师，抵达塞纳河畔。这一天第4装甲师损失23辆坦克，伤亡200余人。
第4装甲师继续在战场上捕捉战机。5月19日，他们攻占了蒙塔康内公路上的一座大桥，彻底切断了德军西进的补给线。但是紧接着法军就遭到德军俯冲轰炸机和反坦克火力的双重打击。戴高乐请求空中支援，却迟迟看不到己方飞机。与此同时德军的步兵部队已经赶到，他不得不下令撤退。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此前提出的军事理论存在一个巨大缺陷——忽视了空军对于地面部队的意义。
5月20日，德军坦克集群抵达英吉利海峡。68岁的法军总司令甘末林承担了战场失利的责任，将法军的指挥权交给73岁的魏刚。戴高乐和魏刚结识于1919年，后者当时担任法军驻波兰军事代表团团长，戴高乐则是他麾下的一名营级军官。魏刚留给戴高乐的印象并不好，无论是能力还是年龄，他最多可以胜任参谋长的职务。
魏刚到任后决定构筑一条临时防线，以保护完全暴露给德军的侧翼。为此第4装甲师奉命进至索姆河一线，同时戴高乐也晋升为准将。此时第4装甲师尚有140辆坦克、6个营的步兵和6个炮兵连。5月底，第4装甲师向德军发动反击，战斗进行了3天，第4装甲师损失惨重。
戴高乐在回忆录记录了那几天的战斗情形，他写道：“法军打得很英勇，并且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战果。我们突破德军防线，击毁众多德军反坦克炮，还俘虏了500多名德军士兵。”
戴高乐的这段叙述很片面，实际情况是该师于5月30日被英军第51苏格兰高地师替换下来。他们没有完成总部下达的命令——肃清德军在索姆河南岸的桥头堡。战斗结束后，140辆坦克只剩下24辆。
6月5日，法国总理雷诺改组政府，任命戴高乐为新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负责战争事宜。戴高乐对这份命令感到很突然，但他还是立即收拾行装奔赴巴黎。第4装甲师官兵对这份调令也感到很意外，他们认为自己被抛弃了。实际上第4装甲师对自己的师长并不拥戴，当戴高乐日后为自己在1940年5月指挥部队英勇作战大书特书，号召法国民众加入“自由法国”时，没有一个第4装甲师的部下投奔他。
保罗·雷诺是一个悲剧人物，法国战败后他就遭到维希政府逮捕，随后被关押在德国和奥地利，直到二战结束后才获得释放。雷诺为法国作的最大贡献就是在即将战败时将戴高乐召入内阁，为其在日后继续抗击德国提供了名正言顺的身份。
与戴高乐一道召回巴黎的还有贝当。雷诺本打算借助贝当的威望鼓舞人们的士气，可他发现这位一战的英雄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战斗精神，转而寻求停战的机会。不仅如此，贝当还试图阻挠戴高乐入阁，他强调如果让戴高乐参与决策，只能给法国带来灾难。
贝当的想法代表着一大批法国决策者的心态。他们承认法国人已经打输了，不过他们也认为这不过是法国和德国之间无数次战争中的一次。1870年德国人打败了法国，1918年法国人又打败了德国，这一次不过是历史的轮回。而且法国人真切感受到德国军队的强悍，所以他们预计接下来整个欧洲都将会被德国征服，法国如果早点投降，也就能早日过上和平的日子。
戴高乐也承认法国打输了，但他主张尽量拖长欧洲大陆的战斗，必要时将部队撤到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半岛。同时他建议做好在法兰西国土外继续战斗的准备，尽快把本土的物资运往北非，并缓和与英国的关系。雷诺起初同意了戴高乐建议，派他去伦敦面见刚刚就任英国首相不久的丘吉尔。
6月9日，戴高乐飞赴伦敦，见到了丘吉尔，这是两个人第一次会面。戴高乐给丘吉尔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同样渴望外部同盟的英国人在5月中旬就访问过巴黎，那时他看到的是一片笼罩在巴黎上空的失败阴霾。他在戴高乐身上看到的是“一位仍然具有很高的士气和决心的法国人”。
丘吉尔也给戴高乐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时就认定对方是英国在艰苦环境中最理想的领袖。也正是这次会面给对方留下的良好印象，让他们在今后几年里即便遇到无数次纷争，却仍然可以相互谅解，并一同负重前行。
当戴高乐返回法国时，雷诺已经下令撤离巴黎，宣布首都为不设防城市。已经被解职的魏刚又提出与德国媾和的主张，尽管雷诺和戴高乐都极力反对，却得到贝当等人的支持。丘吉尔闻讯从英国赶到法国，他与贝当和魏刚等人发生了激烈争吵，最后谁都没有说服对方。
戴高乐意识到法国本土的战斗不会坚持多久了，他约见了海军阿尔特梅耶将军和陆军参谋长科尔松将军，与他们商讨固守布列塔尼半岛和撤到北非的具体问题。谈话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这些人对戴高乐的要求都阳奉阴违。更让他沮丧的是，一直主战的雷诺也已经发生动摇。
6月13日，丘吉尔收到雷诺的邀请，再次来到法国图尔。此时雷诺已经陷入孤立，正打算将政府职权交给贝当。丘吉尔最后试图挽留法国，但没有任何效果。戴高乐与雷诺发生了激烈争吵，依旧无果。当丘吉尔走出会议室时，看到面无表情的戴高乐站在门口发呆。
戴高乐向内阁递交了辞呈，内政部部长蒙代尔则提醒他，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它会继续打下去，法国也需要有人继续领导抗战。如果戴高乐想成为这样的人，最好保留住政府的职务，否则就会失去建功立业的机会。蒙代尔颇有远见的话说服了戴高乐，他收回辞呈，决定前往英国。
6月14日，戴高乐在出发前到光辉大厦吃午饭，他在那里见到了贝当。吃过饭后，戴高乐走到贝当面前，向他敬了一个军礼。贝当一言不发地握了握戴高乐的手，两人就这样都没有说话，结束了他们此生最后一次见面。
1940年6月17日，50岁的戴高乐到访唐宁街10号，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段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