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6年的时候，好多老一辈革命家都不清楚毛泽东的真实想法，他们也根本没料到林彪、江青能那么快得势，还做出祸国殃民的事儿来。

老一辈革命家打心眼里敬仰和尊重毛泽东，他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尽力让自己的想法跟毛泽东的讲话、指示保持一致。虽说有不少人看江青、陈伯达、康生这些人很不顺眼，可又不太好明说，只能把这股火气憋在心里头。

当时那大字报漫天飞，学校也停课了，工厂也停产了，这情况让谭震林心里犯起了嘀咕。打从建国开始，谭震林就管着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事儿，对生产和发展的事儿那是相当敏感。

在陶铸同志的支持下，他们向毛泽东、周恩来请示后，写了一份红头文件，让农村形势稳定了下来。可谭震林、陶铸的这个做法，把一部分野心家和造反派给惹恼了，他们就拿这份文件来攻击污蔑陶铸同志。

后来啊，谭震林瞅着越来越多的老同志遭到攻击还被打倒，在一个会议上，他实在忍不住了，就站出来冲着江青、王洪文、康生这些人开炮。这一场较量那可是相当激烈，一帮老帅跟造反派讲道理争对错，有那么一阵子还占了上风呢。

可江青、林彪那些人借着老帅们的发言，跑到毛泽东那儿搬弄是非，结果导致几位老帅都被下放到别处了。那在会议上，大家都说啥惊人的话了呢？

【谭震林心直口快，直言：他们要把主席封锁起来，不让别人跟主席接近】

1966年秋，中央工作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在这个会议上，林彪和陈伯达先后发言。林彪直接点着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名字进行攻击，而陈伯达呢，把问题拔得很高，还说了一些很偏颇的内容。

反正，这俩在会议上说的话好多人都不赞成，私下里都在那儿议论个不停。这还只是个开头呢，接下来，更让谭震林吃惊的事儿接连出现了。开国元勋、国务院副总理贺龙的家被造反派给冲了。

贺龙没办法，靠着周总理帮忙，先是住进了中南海，后来又从那搬到了西山。谭震林知道这事儿后，气得手一个劲儿地抖，直说：“这叫啥事儿啊！”

1967年1月，在上海发生了所谓的“一月革命”，王洪文带领的造反派组织把中共上海市委给打倒了，还自己搞了个“上海人民公社”。随后，全国各地接连出现了夺权的争斗。谭震林特别不理解，共产党的权力机关都被推翻了，这咋能叫“革命”呢？这应该叫“造反”才对呀！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好些跟谭震林特别熟的老同志都被整垮了，还被安上了各种不好的名头。“老婆孩子分开了，家也没了”，这就是好多熟人的实际情况。谭震林气得直拍桌子。

后来啊，毛泽东出手干预，周恩来通过各种关系，把一批省市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接到了北京的京西宾馆，还让部队去保护他们。谭震林找了个空儿，跑去跟这些老朋友、老同志见了面。

江华、江渭清等同志见到谭震林后，忍不住诉说自己的遭遇和心里的不痛快。老战友、老同志说的这些掏心窝子的话，搞得谭震林吃不好、睡不好。谭震林心里特别发愁：从北京来的人都很难保住，那那些来不了的老同志可咋办呀！

谭震林和李富春住得挺近，他俩是多年的老战友，所以总互相走动。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这些同志也常来，他们对眼前的形势都挺发愁的，聊起天来特别有共鸣。

“他们就是想把国家弄得乱糟糟的，这样才能趁机夺权呢。他们的野心可大了去了！”

“我觉得他们接下来打算对付总理呢。他们还想把主席给封锁住，不让其他人去接近主席。”

很

谭震林说的这些话，老同志们都很赞成，接着大家就一起商量咋个才能把这种乱糟糟的局面给扭转过来。

接下来出了渔轮停港这档子事儿。在公海打鱼的船队居然不听政府管了，非要自己闹革命自己管自己。要知道，在公海捕鱼的每条船上都有枪啊弹啊的，要是这矛盾闹大了，真动起手来，那后果简直不敢想，说不定还会引起国际方面的问题呢。

谭震林管着农业，水产部也在他的职责范围内。出了些事情，开完会以后，就决定让水产部给各个渔业公司发个电报。要求那些出海回来的船队，在港口停一个星期。

他向周总理进行了请示，周总理给出了明确指示：船上的枪支弹药得全都交给海军；可以在港暂停一周开展运动；并且得坚持抓革命，以此来促生产。

就这么一件小事儿，那造反派可劲儿追问，闹得满城风雨，还贴出大字报说：“谭震林把渔业生产给破坏了，他的罪责跑不了！”

谭震林原本是反对全国乱套，想着赶紧抓好生产，结果反倒被人安了个破坏生产的名头。这可把他气坏了，他就给江青、陈伯达写信，狠狠地指责他们对自己的污蔑。

正巧陈伯达给谭震林打电话，质问他：“这么大的事儿，你咋不吭声呢？结果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造成了挺大的损失。”

谭震林一下就怒了：“你陈伯达算哪根葱啊？管这么多！这种事，我们绝对有权力自己决定！”

陈伯达表示：“当下正在开展运动呢，你们心里应该清楚，你们的决定是不对的，这实实在在是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事儿！”

谭震林大声说道：“咋就说有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呢？不就那几吨鱼嘛，这有啥大不了的？你们这是啥态度啊？”

陈伯达打算去质问谭震林，结果没讨到好，碰了一鼻子灰。他俩在电话里吵吵了半个多钟头，最后闹得挺不愉快，就都把电话给挂了。

【大闹怀仁堂】

怀仁堂啊，那可是个金碧辉煌的地方，好多重要会议都在那儿开呢。想当初，这怀仁堂是慈禧太后建的，那时候她叫这地方“佛照楼”。她肯定咋都想不到，她的这个“佛照楼”，日后能变成新中国特别重要的议事之地。

1967年2月6日，在怀仁堂会议室中，叶剑英情绪激动地说道：“我不看书报，也不清楚啥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那你给我讲讲，这巴黎公社的原则到底是啥？难道革命能没党的领导？能不要军队吗？”

叶剑英在询问陈伯达呢。

2月11号，在怀仁堂那儿，叶剑英和徐向前两位元帅又跟中央文革的人起了冲突。徐向前那可是目标明确，态度坚决，直接就说：“你们到底要不要军队？要是不要军队，我可不干了！”

2月14号，两边的冲突变得更严重了，争的是要不要党来领导、要不要让军队保持稳定、要不要把老干部都给打倒这些事儿。在会议上，两边人拍着桌子，互不相让。

叶剑英说道：“你们把党给搞乱套了，把政府也给搞乱套了，把工厂和农村都给搞乱了！你们呐，还不满足，非得还要把军队也给搞乱！你们这么干，到底想干啥呀？”

徐向前说道：“军队那可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啊！就这么把军队搞乱，那还能要这支柱吗？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中用啦？”

叶剑英直截了当地点出康生和陈伯达，说道：“上海搞夺权，还把名字改成上海公社，这么大的事儿，关系到国家体制呢，都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自己随便改名称，这到底想干啥呀？”

2月16号，周恩来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碰头会给召集起来了，一般来说，毛泽东是不会来参加这种会议的。今天这个会讨论的事儿是“抓革命促生产”。

后来啊，张春桥给江青当笔杆子，那是一路高升，官越做越大。谭震林特别瞧不上张春桥老写些哗众取宠、误导人的文章。有一回他俩碰上了，谭震林冷不丁就问：“张春桥同志，为啥不让陈丕显（上海市书记）来北京呢？”

毛泽东把不少省委、市委书记接到北京加以保护，可这里面没有陈丕显。谭震林和陈丕显曾经一起工作过，心里很惦记这位老伙计。当张春桥被问到这事时，他先是一愣，接着不咸不淡地说：“群众不同意啊！”

谭震林听到这回答，那火是噌噌往上冒啊！他这段时间老是听到有人把事儿往群众身上推，动不动就讲是群众的意见。群众人数是不少，可到底是哪一部分群众的意见呢？

谭震林朝着张春桥大声喊道：“啥群众！老是提群众！群众是重要，可还有党的领导呢！要是不要党的领导，成天就说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咋能行呢？”

张春桥让那突如其来的一吼给镇住了，一下子都不知道咋开口回嘴了。谭震林见张春桥不吭声，那火气更大了，差不多是指着他鼻子就骂：“你们这帮人，就是想把老干部都给整垮。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地往倒里搞！干了四十年革命，最后落得个家也没了，人也散了！”

谭震林一开始说话，就停不下来了，把心里平时的不痛快一股脑都给说了出来：“黑五类能说话，咋高干子弟就不能说话呢！高干子弟全被整，看到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啥？这帮人，就是想把老干部都给打倒咯。”

谭震林气得不行，啥心里话都往外倒：“捕鱼这事儿，连着逼了我四次。还说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大影响，经济上造成了巨大损失。江青当着我的面，就要把我弄成反革命！”

谭震林直接点着江青的名字说事儿，这一下，会议室的气氛立马变得紧张起来。谢富治（那时候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还当着北京革命委员会主任啥的）估计是想让气氛别那么僵，就朝着谭震林摆了摆手，说：“江青同志好几次保过谭震林同志呢，没说您是反革命呀。”

谭震林压根没把那些客套话当回事，直接说道：“我才不要她保呢！我是给党干活的，又不是只为她一个人干活！”

谭震林想起这段时间工作上碰到的阻力，那是气不打一处来，一把拿起大衣，说道：“你们这帮人干去吧，我不干啦！哪怕是掉脑袋、蹲大牢、被开除党籍，我也得跟你们斗争到底！”说完，他就往外面走。

政治局常委开大会，要是有人气呼呼地走了，那事儿可就大了。作为会议召集人的周恩来心里很清楚，不能让谭震林就这么离开会场，赶紧站起来喊道：“谭震林同志，你快回来！”

陈毅开口劝谭老板：“别走啦，得留在这儿斗争！”

几位老战友一说话，谭震林就回过神了，接着他转身走回来，把大衣放了下来。

【一批老帅纷纷开口，会议变成了大辩论】

陈毅本来心里就有意见，谭震林的话让他更有感触了，他顺着自己之前的想法讲道：“以后就知道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了，以后还会证明的，走着瞧。”

周恩来接过话，想要结束这个话题，说道：“这不就搞大革命了嘛！”

余秋里站起身，表明态度：“咋能这么对待老干部呢！计委不给我赔个不是，我才不去做检讨呢！”

谢富治出来打圆场：“你们别这么说，小组的人常常夸谭老板呢，这我们都听见了。”

李先念忍不住怼他：“你别在这儿瞎搅和！”

这会儿，持有两种不同看法的人已经没法调和了，那就只能让事儿顺着自然的趋势去发展了。

谭震林冷静了些，说话也变得缓和了点儿：“我以前从来没哭过，这回哭了三回。连个能放开哭的地儿都没有，身边不是有秘书，就是有孩子。”

李先念说：“我有好几次都哭了呢。”

谭震林说：“从井冈山开始到现在，你们好好检查检查，我啥时候反对过毛主席！”

谢富治在那接着打圆场：“对呀，对呀。咱别光想着自己，得为全党利益着想。”

谭震林直接说道：“我可不是为了我自己啊，我是为了所有的老干部，也是为了整个党！”

李先念接着谭震林的话说道：“打从《红旗》十三期社论起，就那么大规模地在群众当中搞两条路线斗争。结果呢，老干部全都给打倒啦！”

周恩来跟康生讲：“这么重要的事儿，他们咋也不吭一声，拿给咱们瞧瞧呢。”

康生装模作样地表示：“我不晓得，我没瞧。”

周恩来问陈伯达：“这你看过没？”

陈伯达装糊涂说：“我没看呢。”

《红旗》十三期的社论，康生和陈伯达明明都看过，可他俩却撒谎说没看。这事儿越闹越复杂，扯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说的话也是越来越啰嗦。结果呢，原本打算研究的“抓革命促生产”这个议题，也没办法进行下去了，只能不了了之。

这天怀仁堂的会议结束后，谭震林回到家中，心里那股气儿还没消呢，连饭都没吃，就径直走进了办公室。他往沙发上一靠，开始回想白天发生的事儿。

第二天，谭震林给林彪去了封信，想让林彪帮衬帮衬自己，支持一下自己。信里讲江青比武则天还狠呢，还说康生、王洪文、张春桥这帮人使的手段那叫一个毒，党内都没见过这样的，并且表示自己铁了心要斗争，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林彪这家伙可是个野心家！谭震林等老帅那边，他不仅没想着帮一把，还在那瞎搅和。他把谭震林的信递给毛泽东看，还加了一句：“真没想到，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糊涂得这么厉害，都堕落到这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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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造反派把政府、军队、舆论都掌控了，老帅们接连被整，被发配到了全国各地。谭震林在广西桂林待了一段时间，林彪飞机失事摔死以后，谭震林给毛泽东写信，这才回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