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患病瘫痪在家。
面对众人对是否抓捕他的争议，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一句掷地有声的话结束了讨论：
“只剩一口气也要抓！”
彭真为何如此坚定地要抓捕这个人？这场抓捕行动又将如何展开？
德林监狱的绞刑架
1949年的一个冬日，北京市公安局的朱文刚，带着几名同事前往接管位于东城的德林监狱。
这里曾经被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用来关押“政治犯”，有很多共产党的同志被捕后就在这里失去了生命。
朱文刚进入这座监狱，看着那些刑具，在看到其中一个屋子时，发现角落里有一个巨大的绞刑架。
朱文刚缓步走近，注意到这座绞刑架甚至可以同时容纳两名犯人执行死刑。
“这玩意儿竟然还留着？”朱文刚皱起了眉头，随口问了身边一个旧监狱警察，“你们用过吗？”
旧警察显然不安地搓着手，支支吾吾地答道：
“我在这里当差的时候……没用过。”
朱文刚听出了他话里隐藏的疑似，瞬间目光凌厉起来：
“那你知道它什么时候被用过吗？”
旧警察低着头，像是不愿提及：
“听说……听说……绞死过一个共产党……叫李……李大钊。”
这个名字，让朱文刚当即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死死盯着旧警察的眼睛：
“你再说一遍！绞死的是谁？”
旧警察吓得面如土色：
“李……李大钊。”
朱文刚的胸膛里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愤怒与悲痛，他让人把东西看好，然后直奔公安局。
在公安局局长的办公室里，朱文刚将自己的发现和那个旧警察的话详细地进行了汇报。
局长听完，也被这件事震惊得久久不能平静。
局长立刻将消息上报给北平市政府，消息很快传到了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的耳中。
他听后沉思良久，最终做出一个决定：这座绞刑架不能被遗忘，它是历史的见证，必须完整保存下来，让它成为警醒后人的教材。
很快，市政府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被派遣到德林监狱，将绞刑架拆卸并运送至北平历史博物馆。
绞刑架被收录的同时，也燃起了追寻真相的决心。
彭真当即指示市公安局：
“无论花费多大的代价，都要找到当年参与绞杀李大钊的凶手！”
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可22年过去，凶手们早已四散隐匿，想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他们，无异于大海捞针。
直到一年多以后，终于有了线索。
关键线索
1951年的夏初，北京市公安局接到一封密函，内容直指直接参与李大钊的吴郁文。
这份密函由铁道部公安局发出，信息来源于多名被捕特务的口供。
经过反复比对和分析后，他们确认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吴郁文早已改名换姓，隐居于北京旧鼓楼大街。
北京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一支秘密行动小组，担负起核实和执行任务的重任。
负责侦查的是侦查员温振海，接到任务后，他低调地前往鼓楼地区展开调查。
密函中提到目标人名是“吴博哉”，而温振海很快从派出所的户籍记录中找到一条可疑的线索：旧鼓楼大街4号住着一位名叫“吴博斋”的老人，名字仅一字之差。
为了进一步确认身份，温振海决定亲自探查这座四合院。
他走到北屋，敲了几下门，屋里却没有回应，他故意提高嗓音，喊了一句：
“请问于永奎住在这里吗？”
这其实是他临时编造的名字，用以试探屋内是否有人。
片刻后，一个声音从东侧房间传出：
“没有这个人！别乱找了！”
温振海循声望去，看到屋子里一张破旧的床上，躺着一个面容枯槁的瘫痪老人。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温振海随口应付了两句便离开院子。
走出院门后，他并未马上离开，而是四处与街坊邻居闲聊。
他将话题不动声色地引向4号院的北屋，终于从一位热心的大爷口中得知，这位北屋的老人姓吴，街坊们都叫他“吴老头”。
有人提到他曾经是“大官”，还在张作霖的队伍里待过。
这些零碎的信息拼凑起来，几乎足以证明吴博斋就是密函中提到的“吴博哉”。
不过温振海并未轻易下结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继续在附近查访，试图获取更多关于吴老头的消息。
同时，他将这些发现上报给侦查处副处长狄飞。
就在温振海调查的同时，另一组侦查员也在整理历史档案。
他们从当年的敌伪文件中找到了一份详细记录，其中提到吴郁文在1927年担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时，曾因抓捕李大钊而受到张作霖的表彰，甚至被授予了“文虎勋章”。
当狄飞将这份档案与温振海的调查结果结合在一起时，他当即向市公安局汇报了所有进展。
这一刻，北京公安局已经完全确认了吴博哉的真实身份，距离正义最终降临，只剩一步之遥。
而随着吴博哉身份的确认，当年那段沉痛的历史也被重新揭开。
沉痛的历史
1927年的北京，追捕和迫害革命人士的行动愈演愈烈。
作为北洋政府的忠实爪牙，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正是这些行动背后的关键人物。
吴郁文以心狠手辣闻名，深得上司赏识，被张作霖委以重任。
吴郁文得知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在东交民巷活动后，多次向总监陈兴亚请示，希望能立即采取行动。
可东交民巷并非普通的地方，这里由外国人控制，享有治外法权。
陈兴亚却一再告诫他，不可轻举妄动，否则会引发国际纠纷。
吴郁文却按捺不住内心的野心，他认为只要能抓住李大钊，其他问题都可以被忽略。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一名交通员的落网让事态发生了转机。
这名交通员名叫李大成，他肩负着为地下党传递情报的任务，但在一次行动中不幸被捕。
吴郁文亲自出面审讯，在巨大的压力下，李大成最终叛变。
从李大成的口中，吴郁文得知了东交民巷俄国兵营的详细布防情况，甚至掌握了李大钊一家人的具体住址。
1927年4月6日，吴郁文带领数百名警察、宪兵以及军队士兵，包围了东交民巷的俄国兵营。
兵苏联守卫见状立刻鸣枪示警，但在数百全副武装的军警面前，孤立无援的守卫终究无法抵挡。
当吴郁文带着士兵冲进兵营时，李大钊正坐在北楼的书桌旁，翻阅一份党内文件。
他看到吴郁文，从容起身，他挺直了腰板，平静地说道：
“我就是李守常，也就是你们要找的李大钊。”
李大钊被捕后，吴郁文原本以为，革命党人的秘密将不攻自破。
但他却低估了李大钊的刚毅与智慧，在随后的审讯中，无论吴郁文用尽何种酷刑，李大钊始终坚守底线，未透露党内任何机密。
李大钊甚至利用审讯的机会，向审讯者讲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共产党的理想，他用苍老却坚定的声音说：
“你们可以杀了我，但你们无法杀死真理。”
1927年4月28日下午，李大钊被送上绞刑架。
他的双脚被束缚，头套被粗暴地罩在脸上，但他的身体却挺得笔直，最后一刻，他对围观的刽子手和看守者说道：
“历史会证明，我的牺牲是值得的！”
李大钊的牺牲点燃了无数人的斗志，他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党的秘密，也用行动证明了什么是革命者的初心。
他的光辉事迹不仅深深震撼了后人，也成为后来公安机关追捕刽子手的原动力。
正义的追捕
1951年，确认吴郁文身份后，北京市公安局开始计划实施抓捕。
但在行动开始前，局里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有人认为，吴郁文已经瘫痪在床，生命进入倒计时，即便不抓捕，他的结局也不过是老死家中，这样的人是否还有抓捕的必要？
还有人担心，抓捕一个无行动能力的老人需要特殊安排，甚至会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对现阶段公安工作的全局安排或许会产生影响。
但最终，这些声音都被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一句话掷地有声地否定：
“只剩一口气，也要抓回来！他的罪行必须受到法律制裁，他欠下的血债，必须由正义来清算！”
6月20日的早晨，几名侦查员带着周密的计划和抓捕令，悄无声息地走向旧鼓楼大街4号院。
而屋内的吴郁文，此刻正躺在一张破旧的木床上。
当北屋的门被推开时，吴郁文看到几个陌生的年轻人站在门边，试图挣扎着坐起身，却因身体太虚弱没法起来。
他盯着这些人，声音沙哑又微弱：
“你们是谁？想干什么？”
“吴郁文，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头的侦查员语气不容置疑，“你被逮捕了。”
这短短的一句话，让吴郁文的脸色骤然苍白，他无法克制内心的恐惧，他低声嘟囔了一句：
“我……早已经是个废人了，你们还来抓我？”
侦查员从容地拿出逮捕令，平静却带着威严地说道：
“瘫痪不代表无罪，你欠下的债，无论过去多少年，都必须清算。”
看到逮捕令，吴郁文的最后一丝希望彻底破灭。
在随后对吴郁文的审讯中，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审讯结束后，彭真说道：
“正义从不会缺席，即使迟到，也一定会到”。
杀害李大钊的凶手被绳之以法，那些为了革命而献身的先烈，终究等来了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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