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的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地处祁连山北麓，在甘青交界的武威南山冰沟河与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岗之上沉睡了一千多年，终因考古学者的到来而被逐渐唤醒。尤其是2019年，保存完整的王族墓葬的发现以及之后的相关考古发掘，为西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
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总体保存状况较好，出土随葬品众多，文化内涵丰富，从文字和实物层面反映了归唐以后吐谷浑人物质生活、思想观念、文化认同等历史细节的变迁，生动揭示了吐谷浑和兄弟民族交融汇聚的历史史实，让我们对吐谷浑的历史文化以及当时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况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项目是“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丝绸之路考古重大项目之一，被评选为“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慕容智墓出土的胡瓶。（图片来自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陈国科）
吐谷浑的兴衰
“吐谷浑”一词，最初为人名，后指古代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个部落名和地方政权名。早在公元4世纪初，该部落首领吐谷浑及其族人还隶属于生活在东北地区的鲜卑族，后因与鲜卑族单于慕容廆发生争斗，吐谷浑遂率部西迁，抵阴山、过河套、度陇山、经袍罕（今甘肃临夏）、至昂城（今四川阿坝）。历经数代发展，该部落终在白兰地区（今柴达木盆地都兰一带）定居，并以其先祖吐谷浑为名建立政权。吐谷浑绵延300余年，先后与中原地区的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王朝毗邻交往，后逐渐与其他民族相融合。
吐谷浑政权为西北地区牧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名声在外的良马“青海骢”，就是吐谷浑牧业发达的有力证据。此外，吐谷浑人亦兼事农业，他们在河谷平原地带种植青稞、小麦等农作物，促进了当地的农业发展。当然，吐谷浑人最突出的贡献还是体现在商贸和其为推动商贸发展对丝绸之路相关商道的维护和畅通上。
吐谷浑兴盛时期正值南北朝，彼时中原动荡、南北对峙，沿河西走廊东抵中原的传统商贸路线时常受到阻隔，特别是南朝地区与西部地区的交往变得颇为困难。恰在此时，吐谷浑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向西扩展至新疆东部，向东延伸至四川西部，借地利之便维护了丝绸之路“青海道”（又称河南道、吐谷浑道）的畅通，为南朝和西部地区的交流提供了一条畅通的廊道。
当时的吐谷浑道分为南、西南、西北、东北等多条支线，既可北上进入河西，也可由东北出发前往长安、洛阳，亦可南下抵达逻些（今西藏拉萨），组成了复杂的“路网式通道”。一时间，吐谷浑地区聚满东来西往的人群，商旅接踵、使者频至，当地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也得到长足发展。
隋唐以后，吐谷浑南部的吐蕃渐渐崛起，至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谷浑终为吐蕃所灭。其末代君主慕容诺曷钵率领部落千余帐归唐逃往凉州（今甘肃武威），后经浩门河，又迁至安乐州（今宁夏同心）定居。吐谷浑王族一支自龙朔三年迁往唐朝境内，到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军队相继攻陷凉州及安乐州，共80余年，逝世的王族一直归葬于凉州南山地区，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古墓葬群。或许是由于凉州南山地区距离吐谷浑原居住地较近，吐谷浑王族将其墓葬置于此处，既可受到唐朝的庇护，免于吐蕃破坏；又靠近故乡，表达眷恋故土之情。
▲慕容智墓出土的武士俑、镇墓兽。（图片来自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陈国科）
生动反映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史实
相传，最早在清同治年间，位于武威南山青咀湾、喇嘛湾的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就被当地民众发现，此后陆续有夏鼐、阎文儒、宁笃学、黎大祥等学者对该处墓群进行了清理。截至上世纪80年代，共清理9座吐谷浑王族成员墓葬，出土大量随葬品和《弘化公主墓志》《慕容明墓志》《慕容忠墓志》等墓志9合。
2019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发掘了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该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该墓葬的发现为研究后期吐谷浑王族谱系、葬制葬俗等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墓内出土大量精美的随葬品。甬道正中出土《慕容智墓志》，墓志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区“大可汗陵”的存在。
202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组建吐谷浑考古项目组，对南营水库以西、冰沟河与大水河流域约400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了系统考古调查，确认吐谷浑王族墓葬23座，确认慕容智墓棺木保存完整。墓主身着朝服，头枕鸡鸣枕，挽髻，戴幞头，头套金质下颌托，面罩丝织覆面，腰束嵌金蹀躞带，身前放置象牙笏板，盖丝质敛衾，身旁放置有盘、碗、勺、胡瓶等金银餐饮器具，笔、墨、纸等文房用具，漆奁、铜镜及镜衣、粉盒、木梳、骨簪等梳妆用具以及嵌金匕首、豹皮弓韬、贴金花漆木胡禄、箭等武器装备。墓主身着丝织衣物多达14层。
2021年，项目组对新发现的天祝县祁连镇长岭-马场滩区3座墓葬进行考古发掘。该处墓群为唐早中期吐谷浑蓬子氏家族墓地。此次发掘厘清了吐谷浑“大可汗陵”的大致范围，廓清了武威南山区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基本布局，进一步丰富了墓群文化内涵。
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特别是慕容智墓的考古发掘，集中出土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同时还发现国内首例吐谷浑文字，这对于吐谷浑历史和唐代物质文化史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在发现的珍贵文物中，又以大批量丝织品的出土最为难得，这批丝织品绝大多数保存相对完整，时间下限确定，类型多样，形制清晰，是极为难得的初唐丝织品类型标准器群，在对唐代艺术、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研究中具有极高价值。
▲《慕容智墓志》侧面两行文字（左）与《慕容智墓志》（右）（图片来自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陈国科）
在慕容智墓中，出土了有吐谷浑民族特色的梯形棺、丝织品、吐谷浑文字，有北方草原民族风格的响箭等武器装备，有西域文化特色的胡瓶、胡床、胡腾舞纹饰，这些民族文化因素在中原文化的统摄下，有机地融合为一体，体现了唐代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在《慕容智墓志》侧面，发现了两行不知名的文字，这些文字和汉字一样单个分开，且具有与汉字相似的偏旁、部首，已经具备较为成熟的文字书写规范。但这些文字又不是汉字，它们与后世的契丹大字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据此，专家认为墓志侧面的这些文字很可能是吐谷浑人依据汉字所创的本民族文字，是目前所知依据汉文所创造的时代最早的游牧民族文字。这一发现能够为整个东胡—乌桓—鲜卑语系统文字的研究，以及中古至近古时期游牧民族造字系统的研究，提供很大的探讨空间，也是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有力证明。
在慕容智墓中出土了一件类似马扎的器物，这种器物在古代被称为“胡床”，大约在东汉末年以后随着丝路贸易从西域传入，因便于携带，长期在西北的游牧民族中流行，有时在行军中被使用。
此外，在慕容智墓木棺内出土了一件鸭嘴状流、扁圆形腹、单把高喇叭足的银胡瓶，其内还装有白葡萄酒。无论是葡萄酒还是装葡萄酒所用的“胡瓶”，都是西域地区常见的酒类饮品以及装酒器具。据文献记载可知，胡瓶和葡萄酒早于南北朝时期已经传入中原地区，并广泛进入唐人的日常生活，在文献、墓壁画、寺观壁画、唐三彩俑、金玉带等文物上，都可以看到胡瓶和葡萄酒的身影，是唐代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有效例证。（完）
作者/ 陈国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