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最为关键的资源，在封建社会更是如此。在中国古代每个封建王朝的覆灭，基本都与土地离不开关系，故而制定合理的土地政策是维护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

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在唐朝以前，是土地归国家所有，奉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公有制理念，实行全国性的田制。唐初历经隋末战争，社会经济凋敝，田土大量荒废，直至开元初年土地仍未得到充分开垦，玄宗感慨：“顷岁以来，虽稍丰稔，犹恐地有遗利，人多废业，游食之徒未尽归，生谷之畴未均垦”。

为恢复正常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唐高祖于武德七年将唐政府掌握的土地进行分配，实施均田制。及至玄宗开元年间，再次颁布均田令。至此，均田制在唐朝已完全确立，成为唐初基本土地制度。后经安史之乱，加之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已名存实亡。中唐之后采取两税法，均田制则彻底崩溃。

从开国之初走到中唐，历经多年的均田制最终破产。在唐之后，后世并没有一般建立具体的土地制度，土地也由国家所有逐渐转向私人所有。唐朝土地制度成为封建王朝最后一项全国性的土地制度，其地位不言而喻。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根本，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其背后原因多是农民无地或者少地，唐朝政府也是深谙此道。

唐初将土地收归国有，同时也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将国有土地按照功能的不同分为若干类型进行授田。永业田与口分田的授予以丁男为单位，每年十月收授土地，十二月完成对所有土地的收授分配，且农民与官员授田情况则不完全相同。

《新唐书》记载：“唐之始时，授人以口分、世业田，而取之以租、庸、调之法。”

除了这两种国有土地，还有解决军需用的屯田、对于马匹的安置与管理所用的牧田、君主赐予臣子的赐田等等，它们各自发挥作用，支撑着这个农业王朝的运作与发展。

在唐朝政府完成初次授田之后，有些地方可能出现授田不足的情况。因此在授予农民土地的同时，为了避免土地兼并现象出现，也为了满足百姓对土地的需求和发展农业的需要，唐朝政府允许一定程度上的土地流转。

作为处分不动产的行为，唐朝土地买卖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所有买卖土地的行为，都需要经过向所属官府提出申请，年底解除其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没有文牒便进行买卖，将没收交易所付金额，将土地还给原主。

除了“一锤子买卖”，土地也可以租赁外借。官府授予百姓田地的政策贯彻良好，因此土地租赁关系多限于公田。《通典职田公廨田》中对职分田、公廨田的耕作方式有明确记载，即“其田亦借民佃植”，秋冬之时收取田足。

在均田制度之下，永业田“皆传子孙”，口分田“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因此唐朝土地可以继承。《唐律疏议户婚》规定，田宅与财物，实行兄弟均分。由此条，土地与园宅均可继承。在唐代就已经承认代位继承，如其父早亡，子承父分。

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高，所以其他土地流转方式也都很完善如时效占有、质典和赠与。均田制通过将公田授予百姓，实现百姓有恒产的愿望。但与此同时唐朝承认土地私有，官府不得将私有土地收回进行土地收授。

在众多流转方式中，土地租赁并不能改变权属关系，土地继承属于家族内部的土地移转，质典与赠与的土地面积一般也相对较少，只有土地买卖是对外转让土地所有权，且交易的数量也最多。

均田制为大唐盛世作出了突出贡献，但与此同时，土地买卖打开土地兼并的缺口，富者以资买田、贵者依势占田，寺院也参与土地买卖的风潮中来。尽管国家对私人所有土地进行种种限制，但是由于唐后期藩镇割据和政治黑暗，政府对越发盛行的土地兼并之风已无控制之力，土地买卖成为后期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

越来越多的公田转化为私田，均田制渐渐难以实施，农民也从依靠国家授田到租佃私田维持生产。及至德宗年间，因为这些变化日益显著而导致国家利益受损较为严重。国家为重新获取最大的利益，便不得不放弃这一制度，大规模的土地买卖和兼并就是均田制废除的主要原因之一。

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人只有存在这种欲望，才有可能去追求最大的物质利益，这种欲望自始至终都陪伴着人类，属于一种基本的人性。利己之心，即广义的贪欲，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唐代土地买卖和兼并的直接诱因。

唐朝建立之初，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所以，在这个时期，普通百姓以追求生理上的需要为主，追求最基本的吃饭穿衣问题，没有能力去进行土地买卖和兼并。而对于一些官僚地主来说，他们已经实现了生理、安全、感情的需要，此刻追求的是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贞观时宰相岑有言：“吾汉南一布衣，徒步入关‚所望不过秘书郎、县令耳今无汗马劳，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产业耶。”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在唐朝初期，官僚们一方面要致力于经营国家刚分配给的土地，另一方面要致力于官场沉浮，而当得到初步满足后，就进入一个短暂的需要自我实现阶段。因此，此时土地买卖和兼并虽己出现，但规模较小。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逐渐发展，一些寻常百姓逐步富裕起来，在生理、安全和感情需求得到满足后，开始追求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一方面追求进入官僚集团，另一方面，开始购买土地。

官僚集团在利己心理驱动下，也开始不满足于以前初步的自我实现，开始追求更大的物质利益。他们不仅购买土地，还利用手中职权强行兼并土地。“士大夫务广田宅”，利己之心直接诱导人们去追求最大的利益，并在唐代开元、天宝期间形成了大规模的土地买卖和兼并。

这些情形并不说明生产力进步、商品经济发展和利己之心是大规模的土地买卖和兼并全部原因。现代的经济发展更为迅猛，现代人一样具备利己和需求心理，之所以没有形成和唐朝一样的情况，还与当时的土地特性密不可分。

唐朝处于农业社会时期。当时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尤其在唐朝前期，国家税收的绝对来源是农业，基本不征收工商税。这在侧面也反映了农业的核心地位及工商业的弱小。因此，土地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绝对驱动力，进而导致大部分资金投入土地的买卖或者利用权势直接兼并土地。

国家“重农抑商”的政策促进了人们进行土地的买卖和兼并。土地是社会经济的绝对增长点和税收的主要来源，所以国家鼓励人们从事农业，压制商业。唐高祖规定“工商杂类，无预士伍”，因此无论商人多有钱，都会被士人歧视，因此，商人为提高自身地位，只能“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多买田宅，以长子孙”。

在上述两个因素的作用下，产生了一个新的集团——掌握大量资金并占有大量土地的豪强地主阶层。们大规模的买卖和兼并土地，使原来的劳动力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两方面的分配关系发生了变化。这导致依靠人丁收取租税的国家利润大幅减少，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挑战，作为按丁征税基础的均田制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

唐朝均田制建立在开国之初地广人稀的基础之上，为了保障均田制的实施，唐朝政府采取抑制土地兼并的做法，以期百姓能够分得相当数目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然而伴随人口增长与世家大族对土地的掠夺，土地在不停地流转与集中，最后无地可授，以至于均田制彻底崩溃。但是均田制影响深远，后世政权授田多有效仿。

宋朝建立之初，经过五代十国数百年的动荡混战，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宋朝政府鼓励百姓开垦土地，并许所垦土地为其永业田。据《宋史食货一》，宋太祖建隆年间，“命官分诣诸道均田”，对不能贯彻执行均田的官员谪降贬黜。

明初在农业发达的黄河流域和江浙一带局部推行“计民授田”，并给百姓一定的生产资料。明初颁布垦田令，耕种逃田的百姓，允许逃田归其所有；若是逃田原田主返回，土地并不归还原主，官府可将原地附近荒田按照原主先前土地面积授于原主。

清朝鼓励百姓开垦的政策与宋朝相似，对于百姓幵垦的荒地准许为其所有，但之前要先获取州县长官授以的印信执照。为吸引农民入川垦田，政府授民旱田五十亩或水田三十亩；若其子成丁，另给所授水田、旱田之半。

由上述垦田令，宋明清三朝从发展生产的角度规定通过一定公开、自主地占有土地，便可以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如此以诏令的形式，肯定了对土地的时效占有，这一点较唐朝律令是其重大突破。

不管唐代的均田制还是后世“不立田制”的土地政策，历史均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地私有化。永佃制与“一田二主”的民间习惯在历史上能够持续数百年，其本质皆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与愿望。民有恒产则有恒心，但农民手中的财产较少与所处弱势，土地在流转的过程中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庄园是土地流转的最终形态。

结语

从唐初到德宗年间，唐朝政府通过均田制分配国家土地，农民通过政府授田获得部分田土并用于从事农业生产。均田制在最初设立之时曾发挥过巨大作用，它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唐朝贞观之治、幵元盛世局面的出现与均田制的施行密切相关。

后世农民在不断地与统治阶级斗争和生产实践过程中，发展了永佃制和“一田二主”的权利模式。它们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农业生产秩序，增强农民进行生产的决心；“一田二主”更是在某种层面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成为解决人地矛盾的出路之一。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农民享有承包的权利。随着农村人口的增长，并非每个人都能够承包土地。加上法律允许的土地流转渠道过窄，不利于我国现有土地资源的利用。如何以现有的土地，使更多的农民都能享受土地带来的财产权利，是土地改革的方向之一。

明清时期的“一田两主”的双重所有权的权利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它在承认原土地所有者的前提下赋予农民部分所有权，权利内容的丰富也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土地流转，或许可以为今天的土地改革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唐书》

[2]《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