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语罕，是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中共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活动家。蒋光慈，中国现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开拓者。从1917年蒋光慈师从高语罕到1931年蒋光慈病逝，从芜湖到上海，两位安徽省六安籍传播革命思想的先驱结下了超乎师生之上的师友情，这份真挚的师友情也启发和激励了蒋光慈短暂而火热的人生。
高语罕（1888年-1947年4月23日）
高语罕，原名高超，号一羽，笔名赤羽、素心，1888年出生于安徽寿县正阳关盐店巷。少年时期求学于安庆陆军测绘学堂、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在安徽参与反清活动。高语罕在白话文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创建共产党、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策划南昌起义等重大历史关头，都有不俗的表现。
高语罕辗转困顿的革命生涯中，向来重视青年，重视教育。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在陈独秀的邀请下，高语罕为《新青年》杂志撰写了《青年与国家之前途》《青年之敌》等文，劝诫青年“生其心勿徒生其身，身死事小，心死事大。终身役役谓之死，则所谓生者，此心此理也”“家庭的子孙观念、早婚恶习，社会风气、升官发财的人生观等等均为青年之敌。”通过列举国民惰性、劣根及其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对青少年极尽循循善诱之力。高语罕留日回到上海后，曾同朋友合力办过专门教育亡命上海的革命党人子弟的小学，后短期在上海高等商业学校任教。更鲜为人知的是，他曾执教于芜湖五中、上海平民女校、上海大学和黄埔军校等院校。“欲栽大木柱长天”，高语罕培养了蒋光慈、阿英、李克农、丁玲等一大批杰出人才。
1916年9月，经时任安徽省立第五中学教师刘希平介绍，高语罕前往该校任教。安徽省立第五中学，简称省立五中，堪称芜湖近代教育的缩影，是芜湖早期革命思想的摇篮，在思想领域为安徽新文化运动作了准备，也被称为芜湖近代革命人才的摇篮。刘希平早年留学日本，是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胜利后回到国内，立志于教育救国。1916年，刘希平受聘于省立五中，教授国文与修身课，1920年，任省立五中校长。他曾励志道：“以一身维系全省社会运动中心者殆数载。”
刘希平和高语罕是留日同学，1916年，高语罕经其介绍到省立五中担任学监兼教员。于此始，籍之高语罕历来重视青年教育的情怀，高语罕也开始了陆陆续续充斥其一生的教学人生。他除了任教于省立五中，还在芜湖创办过商业夜校、芜湖工读学校，首创安徽职业教育之先河。文史学者余音曾撰文有言：“高语罕对教学似乎很有瘾”。
值得一提的是，刘希平、高语罕为代表一批安徽早期接受西方科学文化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省立五中从文化思想领域入手，讲授新学，宣传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从而启迪民智，激荡民情，推动社会进步的意识。高语罕的老乡、曾任民革中央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朱蕴山后来回忆说：“安徽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从芜湖五中开始的……与刘希平、高语罕两位老师分不开的。”
1917年9月，安徽金寨籍学子蒋光慈入芜湖五中学习，在这里开始了与高语罕的师友情深。
蒋光慈（1901年9月11日-1931年8月31日）
蒋光慈，祖籍河南，1901年9月11日生于安徽省六安地区金寨县白塔畈(过去属霍邱县)，学名蒋如（儒）恒，后父改其名为蒋宣恒，又自号侠生，或侠僧，开始发表诗文时用笔名蒋光赤，最后改名光慈。
蒋光慈九岁时，在父亲的塾馆里发蒙。十一岁时，到故乡五十里外的志成小学（属河南固始县）读书。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国文教员詹谷堂对蒋光慈影响甚大。蒋光慈参加了詹谷堂组织的读书会，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1916年夏蒋光慈高小毕业，考入河南省固始中学。他对校长嫌贫爱富的做法极为不满，集合穷苦子弟打了校长，因而被开除回乡。
1917年蒋光慈在家从事农业劳动，自学半年，夏经同乡好友李宗邺介绍入安徽省立第五中学学习。高语罕担任蒋光慈的国文教师。
安徽省立第五中学把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文章，当成课文在课堂上讲授，如陈独秀、胡适的作品。刘希平、高语罕两位先生还在课堂上向蒋光慈等学生宣传高举民主和科学旗帜的新文化、新思想，启发、诱导他们投身新文化运动。两位老师抒发自己对国内政治的极端不满，列举了社会上各种丑恶腐败现象，并且逐项进行剖析，使学生加深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本质的认识。每当《新青年》杂志出版的时候，高语罕先生总要买几本赠送给蒋光慈、李宗邺等几位进步学生。其中有一期刊载了高语罕先生以“淮阴钓叟”为笔名撰写的《青岛茹痛记》，他在讲课时逐段、逐句讲给学生听，引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逐步传入中国，传入安徽，传到芜湖。刘希平、高语罕便开始用马克思、列宁的观点，研究、思索改造中国的问题，师生的思想都产生了飞跃。他们认为，十月革命是红色的光芒，要救中国，必须在中国有一个“十月革命”才行。蒋光慈受到启发，于是将自己的名号改为“光赤”，用笔名“蒋光赤”在《皖江日报》发表诗文。他希望自己化成一团烈火、一把火炬，用自己红色的光芒，去照亮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蒋光慈后来随着自己思想的变化，不断更换自己的名号。
1917年秋，高语罕在五中发动学生，本着民主自由的原则，组织成立了安徽省第一个学生会。当时我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经过一番选择和斗争的，在马克思主义征服中国知识分子之前，许多激进青年接受过、信仰过、热衷过无政府主义。高语罕本人在当时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正是在高语罕的影响和指导下，蒋光慈读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伦鲍特金的《告少年》和波兰作家廖抗夫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剧本《夜未央》后，开始信仰无政府主义。
1918年，在高语罕的倡议和主持下，蒋光慈、李宗邺、吴葆萼、钱杏邨、李克农等人组织成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团体——“安社”，编辑出版《自由之花》，抨击时政，反对专制，影响颇大。无政府主义反对强权、反对礼教、反对专制的主张特别吸引觉醒了的中国青年，蒋光慈更是达到如痴如醉的境界。这期间，蒋光慈除对《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有兴趣外，大量阅读无政府主义的有关著作，很崇拜刺杀俄皇的索非亚，曾作诗道：“此生不遇索非亚，死到黄泉也独身。”
当时，长江之畔、赭山之下，刘希平、高语罕、沈泽民等先进教师聚集一堂，对学生们进行启蒙教育，传授革命思想。高语罕经常邀请胡适、恽代英等到校讲演，并将自己收集到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报刊分发给进步学生。课堂上，高语罕自编讲义，形象、生动地讲授白话文写作要领。
一次，高语罕让蒋光慈解答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向青年提出的六点希望和要求。蒋光慈如数家珍，对答如流：“一、自由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隐退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高语罕先生听后，说：“陈独秀先生号召青年从消极、保守、退缩、闭塞等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向陈腐的封建意识展开斗争，还勇敢地提出‘人权’与‘科学’两个口号，了不起呀！”
蒋光慈点头称“是”。
高语罕把手中的茶壶往桌上一放，站起身来，背着手，高声朗诵：“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抉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青年勉乎哉！”
蒋光慈站在桌子旁边，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为高语罕一口气背下陈独秀先生的四千多字的《敬告青年》长文，而大受震动。他对高语罕与陈独秀的友谊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高语罕视死如归、高举新文化运动旗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求学时期，在求知若渴的青年时代，能遇到高语罕、刘希平这样的良师益友，蒋光慈是十分幸运的。
1918 年11 月，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宣告结束的消息传到芜湖时，许多人都为中国是战胜国而张灯结彩，燃放鞭炮，热烈庆贺。高语罕却当即叫蒋光慈等学生在学校彩门上高悬对联“此日为欢有惭德，吾侪何以答升平”，红纸上斗大的黑字，催人警省。不久，巴黎和会就传来我国外交告败的消息，“五四运动”随之兴起。
1919年5月5日凌晨，北京学生游行示威的电报发到《皖江日报》，该报副刊编辑郝耕仁立即派人送给高语罕。高语罕立即喊起还在睡梦中的学生，集中学生自治会的骨干，让他们到芜湖各校去联络，自己留在学校作公开演讲，安排蒋光慈到萃文中学、胡涣到二农、胡澍到圣雅阁中学联络。在高语罕等人的领导下，5月6日召开了芜湖师生代表会议，成立学生联合会和教职工联合会，何其巩任学联会会长、蒋光慈任副会长。5月7日举行了示威游行，5月10日决定成立芜湖学生联合会，会议一致推举高语罕执笔起草宣言。他不负众望，近千字的宣言，洋洋洒洒，一气呵成。芜湖随后掀起了抵制日货的罢学、罢市、罢工高潮。
1919 年7 月，在皖南镇守使马联甲的高压下，高语罕被五中解聘。被迫离开五中的时候，刘希平和蒋光慈等二十多个学生来送他，知道安徽督军等对高语罕不利，可能此行有凶险，每人出一块钱给高语罕送行，高语罕热泪盈眶。
1920年，被聘为芜湖第二农业学校任教的高语罕再次被迫离芜赴沪与陈独秀共事革命活动。同年夏天，高语罕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旋往北京。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后高语罕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的党员之一。这段史实，根据张申府回忆能得到印证：“北京第一个发展了张国焘，以后又发展了高语罕”。
1920年春，共产党国际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在上海创办外国语学校，为中共培养干部。高语罕推荐蒋光慈、吴葆萼和安庆法专学校的韦素园，以及在安徽铜陵大通一所小学任教的河南青年曹靖华入学。蒋光慈等安徽学生到的最早，于1920年秋即到上海入学。
1921年1月，高语罕已成为中共早期建党骨干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者之一，他把在芜湖五中、工读学校等校的讲义编纂成《白话书信》，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白话书信》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该书第九十八封收录的《蒋铁生复诸葛纯夫底信》，即为蒋光慈与同学凌纯池的通信，这封书信展示了蒋光慈早期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和信仰。
高语罕所著的《白话书信》
1921年5月，20岁的蒋光慈从上海启程，乘坐海轮奔赴俄国留学，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开始系统阅读马克思列宁著作和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作品。1922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中国革命已经风起云涌，蒋光慈下决心要做一个“革命的诗人，人类的歌童”，用他的笔来“狂歌革命”。在莫斯科，蒋光慈共写了41首新诗，歌颂十月革命，呼唤祖国工农大众起来斗争。这些诗于1925年在上海结集出版，名为《新梦》。《新梦》的扉页上印着作者的亲笔题词：“这本小小的诗集贡献于东方的革命青年——光赤”。这在当时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钱杏邨称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祖”。
蒋光慈的《新梦》
1920年冬刘希平任五中校长后，即聘请高语罕重返五中当学监。
参加完中共二大后，1922年8月，高语罕与郑太朴、章伯钧等被派往德国官费留学，入哥廷根大学就读，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活动。
1924年春天，高语罕在哥廷根大学宿舍楼前照了一张相片寄给蒋光慈和李宗邺。当时蒋光慈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李宗邺在南京东南大学历史系求学。高语罕在相片背面题诗《题照分赠莫斯科光赤南京孤鸿二弟》：“百尺楼高势欲飞，爱看明月夜披衣。回头卅七年间事，一样春寒不忍归。”“光赤”即蒋光慈，“孤鸿”是李宗邺的笔名。诗中充满着昂然欲飞的革命情怀，激励着学生奋进向前。高语罕老师的壮志情怀寄托着对青年学生们的期望。
1923年，高语罕（后右二）与朱德（右一）等在德国留学时合影。
1924年3月1日，蒋光慈曾把自己诗集《新梦》呈寄给远在德国学习的高语罕老师审阅。1924年6月 22 日，在德国法兰克福留学的高语罕先生为蒋光慈写了一篇长达一万多字的《〈新梦〉诗集序》，对蒋光慈的诗作表示赞赏和鼓励。他这样写道：“《新梦》的作者光赤，是我数年前一个共学的朋友。那时，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后来，他留学苏俄共和国，受了赤光的洗礼，竟变成红旗下一个热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光赤本富于情感，在研究社会科学之余，高歌革命，我劝他结集出版，特作序。”他在序中充分肯定了学生用他的“全身、全心、全意识高歌革命”。
1924年6月25日，蒋光慈等十名第一批留苏归国人员启程，约秋季回到国内，经瞿秋白介绍，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开始倡导并积极创作革命文学。1925年8月，高语罕从德国回国后，任上海工会宣传科主任并兼任上海大学教授，11月离开上海大学，被党派至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两位同乡师生同在上海大学做了数月同事。
1927 年蒋介石血腥镇压革命者，黄浦江流淌着共产党人鲜血的时候，蒋光慈与钱杏邨等人把一群共产党人中的文艺爱好者组织起来，成立了“太阳社”。高语罕参与国共合作、北伐和南昌起义后，1928年初回到上海，重新接受中央安排工作，被编入由蒋光慈任组长，钱杏邨、李克农、严启文、李泽纯、宋季仁等组成的春野书店支部，间或指导太阳社的文艺工作。对蒋光慈来说，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尊师高语罕先生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义无返顾地支持他的事业，让学生热泪潸然。
1929年12月，陈独秀和高语罕等81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被认定为“托陈取消派”。高语罕的组织关系在中共春野支部，支部书记是昔日学生蒋光慈，支部成员有他亲自发展入党的原芜湖五中学生钱杏邨（阿英）、李克农等。由于高语罕不接受中共春野支部对他的多次劝说和挽救，1930年初，学生们表决开除了高语罕的党籍，但又很有人情味地为这位老师送行。
1930年11月，蒋光慈由于党内左倾路线的压迫，加上自己因病等渐生的消极情绪，写了退党申请，被开除党籍。1931年8月31日病逝于上海。1953年5月23日，蒋光慈遗骸迁至虹桥公墓，陈毅市长题碑：“作家蒋光慈之墓”。1957年2月，蒋光慈被安徽省六安县人民委员会追认为革命烈士。
1947年4月23日，辗转一生的高语罕在南京患胃癌病逝，葬于南京花神庙。
回顾两人留下的精神遗产，新文化运动先行者高语罕编写的《白话书信》是安徽最早、最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课本；革命文学先驱蒋光慈所作的《少年飘泊者》唤醒、激励了当时的先进青年投身于滚滚革命洪流之中。高语罕曾用笔名“赤羽”，蒋光慈曾用化名“光赤”，都足见这一对师友义无反顾为国为民探索真理的赤子之心。可以说，两人都在思想文化领域倾尽全力引领社会变革和进步，并为此不懈努力，付尽心血。
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
蒋光慈青年求学时期师从高语罕，高语罕的学识、思想和人格感召激励着蒋光慈追求光明，树立信仰；高语罕的推荐帮助蒋光慈走出皖西赴俄留学，进而成为我党早期的革命文学先驱。纵观如今可考的两人交往过程，聚焦到高语罕给蒋光慈的书信和诗集作序以“弟”“共学的朋友”称谓，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是超乎师生之上的真挚友情，良师启缘、互为益友，这种友情建立在寻求真理、追求革命而奋斗的共同信仰之上，珍贵弥坚。就两人的遭遇和结局而言，两人都有离党的挫折，都有种逆境中文化人气节的坚守和坚持，甚至都有种“执拗”，都在困苦交加中离世，人生经历都充满悲情。回顾两人的交往和际遇，令人唏嘘感慨。
师友情深竟莫酬，而今一水是天涯。两人坚定的信仰、高洁的品格及伟大的友情值得后世敬仰和缅怀。（本文作者沈雁明系金寨县委史志室工会主席；郭庆系金寨县委史志室党史宣教股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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