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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山西人，上大学前没说过普通话。不光是我，大多数同学亦如此。

当年跟我结伴赴成都念书的同班同学胡陆平报到后进入宿舍，面对五湖四海的同窗，不知如何开口，于是默默拿出老家特产大枣给同学奉上——全程用眼神和手势示意。后来他才得知，同学们当时背着他嘀咕，咱班不会来了个哑巴吧？

在我读书的年代，尤其是县级以下的区域，课堂上和生活中一样，用的都是方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第一次离开家乡，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也很无奈，首先得学普通话。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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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了这么多年，我的普通话还不能达到央视评论员的水平。有一段时间，我为此深感焦虑，试图通过学习矫正自己的口音，然而事倍功半。

久而久之，我发现周围的人已经习惯了，他们甚至恭维，说我这口地道的山西普通话已经成了自己的标志，在这个语音同质化的时代兀然自立。

这还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我与老乡在北京聚会，都说家乡话，这时候谁要说普通话，显得很「酸」，而且「道貌岸然」。我总觉得跟老乡在一起说普通话——尤其是没有旁人时，有些虚伪。

这就像一些街头的市民突然面对记者的摄像机镜头时，说出的话就有了新闻联播的气味。

这些话当然是对的，善意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但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有些「包装」性质，多了一层衣服，不够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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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是一种本真的语言。这是它与普通话在内蕴上很大的区别。

中国过去没普通话，有官方用语。在秦汉乃至唐朝时期，关中方言是官方语言；到了宋大概是吴语；明朝是南京方言；直至满清入关才变为北京话。

今天的普通话是解放后有关部门以河北滦平方言为基础制定推广的。我们从小被教育学习普通话，但每个人最初学会的都是家乡话。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我想在这个社会中，方言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官方语言之外，中国的版图广大，民族众多，仅就汉族而言也地域分布复杂，历史风俗迥异，语言风格极其多样。有的地区甚至两个村子之间就说不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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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山西，大体上以县为单位，可以划分出上百种方言。每个县的人都觉得外县人说话「侉」。

比如山西人叫蚂蚁为「蚍蜉」，称饺子为「扁食」，拿什么东西为「荷」什么东西（就是荷枪实弹那个荷），两个人一起走叫「相跟上」，这些都是从很古的时期沿用下来的。再比如有个孩子很可怜，周围的人就会叹着气说「这孩子恓惶的」。

山西方言被语言学家归为「晋语」一类，涵盖范围很广，山西的全部、陕西北部、内蒙古部分地区、河北张家口和邯郸部分地区等，都讲晋语。

晋语是中国北方使用范围和人数都较大的唯一一个非官话方言。或许得力于山西独特的地理环境，人们很难走出去，也比较难进入，语言和风俗甚至建筑都保留了很古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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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的这种古老性质有自我发生和自我成长的东西伴随，因此从语音和表意上都更原始和自然，也更加朴实。无论日常的交流，还是表达情感，也更直接、奔放和有效。

这从很多影视剧乃至相声小品中都能看得出。

方言是很有魅力的。比如导航的语音配音，有标准普通话，也有林志玲性感风格，后来更添置了不少方言，总有一款适合你。

但是，这些年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经常在全国到处跑，不管到了多么小的地方，宾馆、饭店和收费站的服务员都讲普通话，年轻人也习惯用普通话交流。退后二十年，这都不可思议。

或许改革开放的春风也把普通话吹到了千家万户，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地方上的人无时无刻不浸润在普通话的熏陶中，人们也努力「跟上」时代步伐，为了向更大的城市发展而自觉练习普通话，其结果就是方言在年轻一代的生活中比重下降。

这当然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使然，但也有值得探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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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意味着差异和多样性。在社会生态中，这是很重要的一种性质。

统一的东西固然有利于交流，能够提高效率，但是也牺牲了文化的多样性，更多的创造可能。方言承载着地方文化，如果方言消失了，那地方文化的泯然也将接踵而至。

就我自身而言，我希望在山西听到亲切的晋语乡音，到江苏能听到吴侬软语，到广东能听到粤语，到四川可以就着川音吃火锅。我希望这种陌生性能存在下去，希望人们说话时本真些，哪怕骂人。

当然，我也不反对拿到普通话一级证书的人对我朗诵老舍的《骆驼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