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首位女少将李贞，踏上了返回故乡浏阳的路。
李贞心中充满了对故土的深情和对未来的期待，但也隐隐约约带着一丝紧张——她将不可避免地面对曾给予她无尽痛苦的人，她的前夫古天顺。
古天顺自从听说李贞将回来，便浑身颤抖，甚至不敢迈出家门一步。
觉醒与反抗李贞出生于1908年，排名第五。
6岁时李贞被带到地主家，地主夫妇表面上对她颇为和善，不时给她些甜食，让她在庭院中玩耍。但不久，这种温情的假象便被撕去，李贞的日常生活开始变得严苛起来。
李贞每天要洗刷锅碗瓢盆和地面，常常让她的小手变得红肿。午饭后，她还要去猪圈和鸡舍清理粪便，这些活都是地主家里的长工们不愿意做的。
晚上，其他人都已经休息时，李贞还要继续工作，帮助地主夫人缝补衣物。某些时候，地主夫人会因为李贞洗衣服的方式不合她的心意，用木棍敲打她的背和手臂，并大声训斥。
李贞渐渐长大，她从日复一日的辛劳中学会了忍耐，也从与村中其他被剥削的女性的接触中逐渐明白，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活在压迫下的人。
村里的女性们在田间劳作时常常低声议论，交流各自的遭遇，偶尔也会提到一些进步思想的言论。她们中有人提到外面城里工人的生活，虽然辛苦，却比在地主家的日子有更多的希望。
这样的只言片语在李贞心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向往，她也开始与这些同伴一起，悄悄谋划着离开这个地方。
她们的计划是等到农忙时节，地主家防备松懈的时候，一起逃离村庄，前往城里寻找工厂的工作。为了掩人耳目，李贞白天装作一切如常，依然勤恳地完成各种杂活，夜里在屋里悄悄与其他人商量细节。
然而，地主家对她们的动向有所察觉。李贞和其他女伴不仅被禁止单独外出，就连晚上也被要求将房门从外锁住，以防她们半夜逃跑。
同时，地主家匆忙安排了一场婚礼，将李贞许配给了古天顺。地主家的意图十分明显，彻底断绝李贞逃跑的念头。
古天顺是个耿直忠厚但脾气暴躁的青年，比李贞大四岁。婚后，古天顺经常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对李贞发火，稍不如意就会动手打人。
有时候是因为饭菜的咸淡不合口味，有时候是因为衣服没有及时缝补，他总能找到理由责罚她。
燃起心中的革命火种1926年，湖南地区的农民革命运动迅速蔓延，消息和传单在各个村落间流传，激起了广泛的共鸣。李贞接触到了共产党的宣传资料，这些资料讲述了共产党对农民的支持和争取平等的承诺。
激动之下，李贞剪去了她的长辫。李贞的邻居是一个积极参与妇女解放活动的妇女，注意到了李贞的变化。
她秘密地联系了李贞，并向她介绍了当地的妇女协会。这是一个由共产党支持的组织，专注于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倡导妇女的权利。
在加入妇女协会时，李贞放弃了她的旧名“旦娃子”，取名为“李贞”。她希望自己的人生也能像她的新名字一样，充满美好梦想。
李贞积极参与妇女协会的各种活动，她的努力得到了认可，最终被推选为乡妇女协会的委员长。
1927年3月，李贞加入了共产党。一个多月后，蒋介石就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开始对共产党员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李贞的叔祖父突然悄悄来到她的住处，脸色异常严肃，急忙对她说道：“赶快走，通缉令上有你的名字。”李贞还来不及反应，妇女协会的王兴也赶来了，他递给她一些钱，催促她尽快逃走。
李贞没有多加迟疑，她迅速逃入山中，躲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一天，一名曾投降国民党的自首份子找到她，劝说她也投降，以保全性命，李贞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隐匿期间，李贞始终保持警觉，她不仅躲避追捕，还不忘打探党的消息，秘密寻找党组织。
她的婆家得知她被国民党通缉后，担心牵连自己，急忙写了休书送到李贞娘家，要求与她断绝关系。李贞看到休书时，心中反而松了口气，她终于彻底挣脱了封建婚姻的束缚，能够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事业。
随着毛主席领导的队伍进攻浏阳县城，李贞带着自己所掌握的城内情报及时告知了队伍，并参与了攻城行动。10月，中央派人前往浏阳重建党组织。
李贞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共同努力，恢复了党的组织。年底，浏阳游击队也顺利组建，李贞成为了队中的唯一女队员。
1932年，李贞遇到了张启龙，两人谈起了恋爱。张启龙当时担任中共浏阳区委书记，他与李贞的结婚申请得到了组织的批准。
好景不长，张启龙因政治风波被错误地指控为“改组派”、“AB团分子”。
为了保护李贞，不让她因自己的政治问题受到牵连，张启龙在中共政治保卫局事先准备好的“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结束了这段婚姻。
1933年，李贞被派往马克思主义学校学习。在那里，她全身心投入学习，刻苦钻研世界历史等知识，努力提升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
1934年10月，李贞被任命为红六军团的组织部长，参与领导组织群众与敌军进行武装斗争。
一次，李贞刚从农村工作回到根据地，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找到了她，与她讨论工作上的问题。在谈话的过程中，陈琮英突然笑着提议：“你参加革命这么久了，我给你介绍个人，怎么样？”
李贞有些诧异，问道：“是谁？”
陈琮英微笑着回答：“甘主任，你看怎么样？”甘泗淇是红二军团的领导，以其开朗的性格和丰富的知识闻名，被同志们广泛敬重。
李贞早在1930年就与他在湘赣省委共事过，彼此非常熟悉。李贞曾帮甘泗淇做过一双布鞋，而他也曾为李贞写过报道。两人之间的关系既是同事，也是朋友。
然而，李贞却迟疑地拒绝了陈琮英的提议：“甘主任曾在苏联留学，我只是一个没文化的童养媳，配不上他。”尽管李贞对甘泗淇一直抱有好感，她对两人的未来从未做过过多设想。
陈琮英听后并不急于回应，只是笑了笑：“这有什么，既然你说他文化高，那刚好可以让他帮你学习嘛。”李贞还是摇了摇头，不再言语。
陈琮英则笑着补充道：“我可听甘主任说过，你是个很了不起的女同志。”
新中国的第一个女将军听到这些赞扬，李贞的心中有了些动摇，低下了头，最终没有再拒绝。
1935年元旦，李贞和甘泗淇的婚礼在任弼时的主婚下举行。仪式虽然简朴，却不乏热烈与真挚。
贺龙幽默地说道：“今天你们的婚礼是完全新式的，不拜天地也不拜祖宗，就一心一意搞革命，做一对革命夫妻。”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都笑了，但也为李贞和甘泗淇送上了真诚的祝福。
婚后不久，李贞和甘泗淇便与队伍一同踏上了长征，李贞被任命为红6军团的组织部部长。长征途中，李贞怀孕了，战士们为了照顾她，把所有的食物都让给了她，但她拒绝了他们的好意。
尽管她可以享受部长的特殊待遇，李贞却选择与其他女干部一样，共住在一顶普通的帐篷里，与士兵们共同吃苦。
在长征艰难的行军过程中，李贞负责组织工作，还亲自帮助处理伤员，甚至在医疗条件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她经常帮忙抬担架，照顾重伤的战士。
长征的艰苦旅程，让李贞的身体逐渐虚弱，饥寒交迫使她生病，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战士们都为她感到焦虑不已，甘泗淇也不断为她奔波。
为了给妻子治病，甘泗淇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在苏联留学时获得的奖品——一支金笔，卖掉换取药品，最终才救治了李贞的病情。
李贞在怀孕七个月时早产，虽然她的孩子存活下来，但在恶劣的条件下，十几天后就夭折了。
李贞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李贞拖着这副身体扛过了这段艰难的岁月，与战友们一同完成了长征，但她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抗日战争期间，李贞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冀中地区。
她继续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被派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进一步学习，以提高她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综合能力。
学成归来后，李贞被任命为八路军妇女学校的校长，负责教育和培训女性干部，为抗日战争培养后备力量。解放战争期间，李贞在晋绥军区政治部担任秘书长，后升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有人遗憾地对甘泗淇说：“老甘，连个孩子都没有，真是可惜。”李贞感到非常内疚，但甘泗淇却安慰道：“我需要的是妻子，而不是孩子。”
这句话虽简短却展示了甘泗淇对妻子的爱。
回乡与前夫相逢1955年9月27日，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授衔典礼。
李贞与她的丈夫甘泗淇一同接受了军衔的授予，李贞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女将军。在典礼上，周恩来总理握住她的手，向她表示祝贺，称赞她为新中国的女性树立了典范。
1955年冬，李贞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浏阳。
久违的故乡，她已经离开了许多年。
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人们纷纷涌到村口，远远地看着这位昔日的乡亲，如今成为了新中国的重要人物。很多老邻居认出了她，有的主动上前打招呼，有的只是远远地观望，带着一种既敬佩又略显拘谨的态度。
古天顺听说李贞回来后，整个人立刻变得慌乱不安。他知道自己过去对李贞做了什么，一想到李贞如今的地位，他害怕得整日躲在家里，甚至连门都不敢出。
几天后，李贞得知了古天顺的处境，便派人带话给他：“如今已经是新社会，一切都过去了。”古天顺从不安中慢慢放下心来，李贞并没有因为旧日的伤害而迁怒于他。
从浏阳回到岗位后，李贞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她的生活十分简朴，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她始终保持着和普通战士一样的作风。
她的心思完全放在如何让更多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如何让孩子们接受教育，如何让新中国的基础更加稳固。
1990年3月11日，李贞因病去世，享年82岁。
在整理她的遗物时，所有人都感到无比震撼。一位开国女将，她的所有财产竟然只有四枚勋章、四把藤椅、两个皮箱、11000元人民币以及两根金条。
按照李贞生前的遗愿，那两根金条被全部捐献，用于发展国家的教育事业。她认为，教育是国家的未来，是老百姓真正摆脱贫困的希望。
参考资料：
1、李贞：共和国开国唯一的女将军．中国网 2021-11-04
2、李贞：从童养媳到开国将军--党史频道-．人民网 2021-1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