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香港的一间餐厅在进行一场特别的晚宴。
席间宾客不多，气氛却显得微妙而压抑，因为在座的人中，有一个身份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沈醉，曾经的军统高官，如今已经完成改造、重返社会，此次获批来到香港探望前妻和女儿。
席间，一位小女孩怯生生地从长辈身后探出头来，她打量着这个被介绍为“军统大员”的老。她忍不住开口：“你为什么用竹签刺江姐？”
所有人都愣住了，目光集中在沈醉身上，他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开口。
他会如何回答？
戴笠坠机
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上空因飞机失事身亡。消息尚未传到军统局，蒋介石误以为戴笠的飞机可能坠落在解放区，于是指示保密局副局长毛人凤立即组织营救行动。
毛人凤召集了所有在重庆的军统将级干部，商议派遣一支小队前往坠机地点进行搜救，并特意要求带上医务人员。
然而，这项任务充满危险，很有可能遭到解放区武装力量的阻拦。多数干部选择保持沉默，没有人愿意主动承担这一高风险任务。
此时，沈醉站了出来，表明自己愿意带队执行营救任务。他的举动不仅是基于对戴笠的忠诚，还体现出其对军统内部秩序的维护和对领导知遇之恩的回应。
在救援行动尚启动前，就传来已确认戴笠因坠机身亡的消息，原本计划好的搜救行动只能被取消。但沈醉参与了戴笠的后事处理，包括整理相关物资、协调家属事务以及参与追悼活动，为戴笠的身后安排尽了最大努力。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尾声，云南地区的政治局势愈发复杂。
受全国民主爱国运动的影响，云南的社会压力持续上升，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被迫撤销了云南警备司令部以及中央驻云南的税务、审计和特务机关。
为了维持对云南的控制，蒋介石安排沈醉以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的身份继续留在昆明。他的主要任务是指挥潜伏特务活动，确保这些未暴露身份的人员在关键时刻能够行动起来，配合国民党政府的计划。
同年9月9日，蒋介石对云南的局势感到更加不安，派遣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带领一批特务进入昆明，与沈醉等人共同组建了“整肃”指挥部。
沈醉被任命为行动组长，直接负责搜捕和压制在昆明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和民主人士。根据安排，这次“整肃”行动的目标明确，要求快速打击潜在威胁，同时收集更多情报。
行动开始后，沈醉指挥特务部队展开地毯式搜捕，仅仅一天一夜，就逮捕了400多名共产党成员以及爱国民主人士。
这些被捕人员中，有不少是长期潜伏在云南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还有一些是公开参与爱国民主运动的学生和知识分子。
沈醉的命运
1949年11月初，国共内战的局势已经明朗，国民党的控制范围急速收缩，但云南仍在蒋介石的掌控之下。
面对解放军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决定利用云南的地形优势部署长期抵抗的计划，同时命令沈醉主持昆明的防务工作。
沈醉受命后，开始指挥昆明各部门的特务力量，全面开展“应变计划”和“游击计划”。亲自协调各方资源，将城市和乡村划分为不同的防御区域，确保一旦昆明被解放军攻占，能够快速转入游击战模式。
沈醉频繁与昆明的特务系统保持紧密联系，他要求特务们密切关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动向，以防起义或内应。
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执行，他还加强了对各个单位的管控，试图通过增加防御力量稳定昆明局势。然而，随着形势愈发恶化，特务系统的行动范围开始受到地方爱国势力的限制，执行起来困难重重。
11月20日，蒋介石进一步调整了沈醉的职务，任命他为云南专员公署主任，同时兼任游击总司令，并将其军衔提升为中将。
沈醉接手这一重任后，工作重心逐渐从城市防御转向乡村游击作战的筹备。
他下令组建地方游击队，将游击战的指挥网络延伸到云南偏远的山地和村落，同时秘密训练人员并运送补给。沈醉的特务系统此时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组织任务，直接管理从武器分发到情报传递的全过程。
然而，蒋介石的命令和沈醉的努力，并未能挽救云南局势。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在各方压力下，正式宣布起义。
当晚，卢汉派人将沈醉软禁，剥夺了他的指挥权和行动能力。沈醉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其所依赖的特务系统也被迅速瓦解。
虽然事态急转直下，但沈醉依然选择用书面的形式发布号召，要求所有在云南的下属和特务人员立刻停止一切行动，交出武器和通讯设备，并接受起义部队的安排。
1950年3月，解放军大部队进驻昆明，彻底接管了云南局势。
卢汉将沈醉和其他核心特务移交给昆明军管会，作为处理反革命势力的重点对象。沈醉的军统生涯在这一刻正式结束。从这一年开始，沈醉经历了长达10年的监禁，他被关押期间接受改造，参与劳动，并定期接受审查。
1960年，中央政府根据政策，对一些在监禁期间表现较好的人员进行特赦。
沈醉被列为第二批特赦人员之一，这次特赦的决定引起了一定关注，因为他是前两批特赦中唯一的军统高层成员。11月28日，沈醉终于重获自由。
《红岩》
《红岩》是一部基于真实历史事件创作的现代历史小说，其中的反派人物严醉因其极端残酷的手段和冷酷的性格而被读者广泛记住。这一角色的原型就是国民党军统高官沈醉。
沈醉担任军统要职期间，他负责组织和指挥针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侦察和镇压行动。他直接参与的案件中，包括对重要共产党成员的逮捕和对地下组织网络的破坏。
这些行动在当时的重庆、昆明等地对地下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小说《红岩》中描述的对江姐等革命者的酷刑逼供，其情节正是基于当时军统特务的真实手段改编而来。
军统特务在抓捕和审讯地下党时，常使用诸如夹竹签、灌辣椒水等酷刑手段，试图从被捕者口中获取情报。而这些手段的实施者中，沈醉是核心人物之一。
《红岩》中对人物严醉的刻画，并非完全基于沈醉的个体行为，而是对当时整个军统特务系统的一个缩影。沈醉作为军统内部的重要成员，在实际执行中，他常通过指令将任务分派给手下特务，要求他们不择手段完成任务。
与此同时，他还监督整个过程，确保在组织内部形成一个严密高效的执行网络。
1980年，沈醉获得了中央的特别批准，得以前往香港探望阔别多年的前妻和女儿。
在香港期间，沈醉不仅与前妻和女儿进行了深度交流，还参加了一些由亲友安排的私人晚宴。在一次这样的聚会中，他与多位曾经的熟人见面，有些人是他军统时期的旧同事或下属，也有一些是他家人的朋友。
晚宴上，有一位客人的孙女陪同前来，这位小女孩对《红岩》这部小说非常熟悉，且对严醉这个角色印象深刻，因为书中对这个人物的描述过于真实和残酷。
小女孩出于好奇，她向沈醉问起了一个与《红岩》相关的问题。她质疑沈醉为何会做出书中描述的那些令人憎恶的行为，比如严醉在审讯江姐时施加的酷刑。
沈醉听到提问后显得很平静，他解释说，小说中的一些情节确实源于真实事件，但书中人物和事件经过了艺术加工，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实。
真实历史中，军统的确对江姐等革命者进行了残酷的审讯，而其中最著名的“竹签”酷刑，原本的情节并不是用竹签刺，而是使用一种竹制夹具。
这种工具用于夹住犯人的手指，目的是通过极大的痛苦迫使其开口。沈醉称，当时负责审讯江姐的并非他本人，而是另一名军统高官徐远举。
沈醉坦言，他虽然并未直接参与具体的审讯，但他清楚了解到，徐远举在审讯过程中曾想采用更加羞辱性的手段，比如剥光江姐的衣服以威胁她。
对此，沈醉也表达了反对意见，他甚至提出，用夹具代替更恶毒的侮辱方式。最后这个建议被采纳，而后经过江姐的顽强抗争，这些酷刑最终未能让她屈服。
参考资料：
[1]西域.沈醉的特务经历与改造生活[J].中外文摘,2017,0(13):67-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