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医生
编辑| 言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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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阿姨已经连续咳嗽一个多星期了，她决定去医院检查一下。
在社区医院门诊，张阿姨排了很长的队伍才终于看上医生。
医生开了些常用药，还建议她去大医院做个CT进一步检查，以排除肺部问题。
“大医院?我这点工资拿得出那么多医药费吗?”张阿姨叹了口气。
她知道，自己这种普通老百姓，能享受的医疗条件有限。而有些特殊群体，却能在病痛来时享受最优质的医疗资源。
在我国，医疗资源向来都是稀缺的。
体制内外的医疗“双轨制”，使不同阶层享受的医疗条件存在巨大差异，这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所谓“干部病房”。
“干部病房”源于20世纪60年代，最初面向高级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
改革开放后，进入21世纪，一些地方的“干部病房”扩大了服务范围，成为了县处级以上领导的“独享”。
这些干部病房条件可谓是头等舱，医护配置温馨周到，简直堪比四星级酒店。
住一次院，不仅治好病，连精神都能得到极大满足，这也导致一些干部，开始“钻空子”，以病房为目的频繁住院。
近段时间，人民网披露了某省级干部住院一个月就报销三百多万医药费的案例，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这位干部住院一个月下来，报销的医疗费用高达三百多万。
其中，单是一瓶普通营养液，就高达五千元，这充分暴露出某些领导的生病就是赚钱的心态。
在他们眼中，国家医疗资源就是自己的“私房钱”，想花多少就花多少。
他们一个月报销三百万医药费，就如普通人吃一顿一百块的饭一样轻松自在。
这样肆意挥霍公共医疗资源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百姓的就医权益。
在有限的医疗资源面前，他们的浪费直接抢占了本该属于普通群众的有限医疗资源，导致部分患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
以城市三甲医院为例，每年医疗资源勉强能满足患者，但因某领导占用资源过多，导致普通患者无法得到医院的接收。
部分患者不得不奔波其他医院，有的还出现转院过程中病情加重的情况，这让人对某些领导的公德心产生怀疑。
其实，早在多年前，取消干部病房的呼声就已满天飞。
但迄今为止，高干病房依旧“屹立不倒”。
更让人唏嘘的是，个别干部还要拒绝普通病房，非要住干部病房不可。
2020年初就发生了一起典型案例，某地一位官员和家人确诊新冠后拒绝入院隔离，理由竟是“医院没有干部病房”，这位官员还多次擅自外出，将病毒传播风险带到社区。
两级界线，不同待遇，这让多少普通老百姓叹息。
更令人心痛的是，仍有部分贫困群体，因为经济困难而无法获得及时救治。
今年6月，安徽就发生一起因病无力看病的母亲选择轻生的悲剧。
这位老人患有慢性病，为了积累看病费，在病痛中挣扎了许多年，她不忍心给子女增加负担，独自饮农药结束了生命。
一方面是轻轻咳嗽就要住干部病房输液，享受最贵的药物和设备;
另一方面是因为几千块的医药费而选择结束生命。这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让任何人都会感到愤懑。
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生命的轻重怎能由阶级和身份决定?
如何缩小不同阶层的医疗差距，让每个生命都被平等对待，是我们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对医疗公平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在舆论的压力下，有关部门不得不对“干部病房”名存实亡的现状进行整治，但真正打破医疗双轨制，实现医疗公平，仍任重道远。
首先，应理顺医保报销范围。
目前，公务员医保报销范围更广，报销比例更高，这直接导致同样一种疾病，公务员的自付费用远低于普通民众。
将不同群体的医保报销范围统一，是化解差异对待的首要之举。
其次，应限制公费医疗支出。
个别干部任性乱为，大手大脚报销医药费，应立法予以制约。
对公费医疗支出设置明确上限，杜绝资源的浪费和滥用。
最后，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水平。
大病之前，防治多数发生在基层，如能解决好基层的后顾之忧，也能从源头上减少晚期大病的发生，这需要加大对基层医院的人力和财力投入。
当医院的大门无高低贵贱之分，当生病不再是权力和金钱的游戏，那就是真正的医改之路。
路漫漫其修远，但我们一定能走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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