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独自走过悲喜》梁晓声

我因为要写一份关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在现实生活中被遵守情况的调研报告，结识了某些在公司上班的青年—有国企公司的，有民营公司的；有大公司的，有小公司的。

张宏是一家较大民营公司的员工，项目开发部小组长。男，27 岁，还没对象，外省人，毕业于北京某大学，专业是三维设计。毕业后留京，加入了“三无”大军—无户口，无亲戚，无稳定住处。已“跳槽”三次，在目前的公司一年多了，工资涨到了一万三。

他在北京郊区与另外两名“三无”青年合租一套小三居室，每人一间住屋，共用十余平方米的客厅，各交一千元月租。他每天七点必须准时离开住处，骑十几分钟共享单车至地铁站，在地铁内倒一次车，进城后再骑二十几分钟共享单车。如果顺利，九点前能赶到公司，刷上卡。公司明文规定，迟到一分钟也算迟到。迟到就要扣奖金，打卡机六亲不认。他说自从到这家公司后，从没迟到过，能当上小组长，除了专业能力强，与从不迟到不无关系。公司为了扩大业务范围和知名度，经常搞文化公益讲座——他联络和协调能力也较强，一搞活动，就被借到活动组了。

也因此，我认识了他。他也就经常成为我调研的采访对象，回答我的问题。

我曾问他对现在的工作满意不满意。

他说，挺知足。

“每月能攒下多少钱？”

他如实告诉我—父母身体不好，都没到外地打工，在家中务农，土地少，辛苦一年挣不下几多钱。父母还经常生病，如果他不每月往家寄钱，父母就会因钱犯愁。说妹妹在读高中，明年该考大学了，他得为妹妹准备一笔学费。说一万三的工资，去掉房租，扣除“五险一金”，税后剩七千多了。自己省着花，每月的生活费也要一千多。

按月往家里寄两千元，想存点钱，那也不多了。

我很困惑，问他是否打算在北京买房子。他苦笑，说：“怎么敢有那种想法。”

问他希望找到什么样的对象。他又苦笑，说：“像我这样的，哪个姑娘肯嫁给我呢？”

我说：“你形象不错，收入挺高，愿意嫁给你的姑娘肯定不少啊。”他说：“您别安慰我了，一无所有，每月才能攒下三四千元，想在北京找到对象是很难的。”发了会儿呆，又说：“如果回到本省，估计找对象会容易些。”

我说：“那就考虑回到本省嘛，何必非漂在北京呢？终身大事早点定下来，父母不就早点省心了吗？”

他长叹一声，说—不是没考虑过。但若回到本省，不管找到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工资肯定少一多半。而目前的情况是，他的工资是全家四口的主要收入。父母供他上完大学不容易，他有责任回报家庭。说为了父母和妹妹，个人问题只能先放一边。沉默片刻，主动又说：“看出您刚才的不解了，别以为我花钱大手大脚的，不是那样。我们的工资分两部分，有一部分是绩效工资，年终才发。发多发少，要看加班表现。”他说为了获得全额绩效工资，他每年都加班二百多天，往往双休日也自觉加班。一加班，家在北京市区的同事回到家会早点，像他这样住在郊区的，十一点能回到家就算早了。说全公司还是外地同事多，都希望能在年终拿到全额的绩效工资，无形中就比着加班了，而这正是公司头头们乐见的。他是小组长，更得带头加班。加不加班不只是个人之事，也是全组、全部门的事。哪个组、哪个部门加班的人少、时间短，全组全部门同事的绩效工资都受影响。拖了大家后腿的人，必定受到集体抱怨。对谁的抱怨强烈了，谁不是就没法在公司干下去了吗？

我又困惑了，说：“加班之事，应以自愿为原则呀。情况特殊，赶任务，偶尔加班不该计较。经常加班，不成了变相延长工时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啊！”

他再次苦笑，说：“也不能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而论，谁都与公司签了合同的。在合同中，绩效工资的文字体现是‘年终奖金’。你平时不积极加班，为什么年终非发给你奖金呢？”

见我仍不解，他继续说：“有些事，不能太较真的。公企也罢，私企也罢，不加班的公司太少了。那样的公司，也不是一般人进得去的呀！”

交谈是在我家进行的—他代表公司请我到某大学做两场讲座，而那向来是我甚不情愿的。65 岁以后的我，越来越喜欢独处。不论讲什么，总之是要做准备的，颇费心思。

见我犹豫不决，他赶紧改口说：“讲一次也行。关于文学的，或关于文化的，随便您讲什么，题目您定。”

我也立刻表态：“那就只讲一次。”

我之所以违心地答应，完全是由于实在不忍心当面拒绝他。我明白，如果我偏不承诺，他很难向公司交差。后来我俩开始短信沟通，确定具体时间、讲座内容、接送方式等。也正是在短信中，我开始称他“宏”，而非“小张”。

我最后给他发的短信是：“不必接送，我家离那所大学近，自己打车去回即可。”

他回的短信是：“绝对不行，明天晚上我准时在您家楼下等。”

我拨通他的手机，坚决而大声地说：“根本没必要！此事我做主，必须听我的。如果明天你出现在我面前了，我会生气的。”

他那头小声说：“老师别急，我听您的，听您的。”

“你在哪儿呢？”

“在公司，加班。”那时九点多了。

我也小声说：“明天不是晚上八点讲座吗？那么你七点下班，就说接我到大学去，但要直接回家，听明白了？”

“明白，谢谢老师关怀。”

结束通话，我陷入了良久的郁闷，一个问号在心头总是挥之不去—中国广大的年轻人如果不这么上班，梦想难道就实现不了啦？

第二天晚上七点，宏还是出现在我面前了。坐进他车里后，因为他不听我的话，我很不开心，一言不发。

他说：“您不是告诉过我，您是个落伍的人吗？今天晚上多冷啊，万一您在马路边站了很久也拦不到车呢？我不来接您，不是照例得加班吗？”

他的话不是没道理，我不给他脸色看了。

我说：“送我到学校后，你回家。难得能早下班一次，干嘛不？”

他说：“行。”

我说：“向我保证。”

他说：“我保证。”

我按规定结束了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之后是半小时互动。互动超时了，十点二十才作罢。有些学子要签书，我离开会场时超过十点四十了。

宏没回家。他已约到了一辆车，在会场台阶上等我。

在车里，他说：“这地方很难打到车的，如果你是我，你能不等吗？”

我说：“我没生气。”沉默会儿，又说：“我很感动。”

车到我家楼前时，十一点多了。

我很想说：“宏，今晚住我家吧。”却没那么说。肯定，说了也白说。

我躺在床上后，忽然想起—明天上午有人要来取走调研，可有几个问题我还不太清楚，纸上空着行呢，忍不住拿起手机，打算与宏通话。刚拿起，又放下了。估计他还没到家，不忍心向他发问。

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没忍住，拨通了宏的手机。不料宏已在火车上。

“你怎么会在列车上？”我大为诧异。

他说昨天回住处的路上，部门的一位头头通告他，必须在今天早上七点赶到列车站，陪头头到东北某市去洽谈业务。因为要现买票，所以得早去。

我说：“你没跟头头讲，你昨天半夜才到家吗？”

他小声说：“老师，不能那么讲的。是公司的临时决定，让我陪着，也是对我的倚重啊。”

他问我有什么“指示”。我说没什么事，只不过昨天见他一脸疲惫，担心他累病了。

他说不会的。自己年轻，再累，只要能好好睡一觉，精力就会恢复的。

又一个明天，晚上十点来钟，他很抱歉地与我通话——请求我，千万不要以他为例，将他告诉我的一些情况写入我的调研报告。

“如果别人猜到了你举的例子是我，那不是非但在这家公司没法工作下去了，以后肯定连找工作都难了……老师，我从没挣到过一万三千多元，虽然包含绩效工资和‘双险’，虽然是税前，但我的工资对全家也万分重要啊！”

我说：“理解，调研报告还在我手里。”

我问他在哪儿，干什么呢。他说在宾馆房间，得整理出一份关于白天洽谈情况的材料，明天一早发回公司。

这一天的明天，又是晚上十点来钟，接到了他的一条短信：“梁老师，学校根据你的讲座录音打出了一份文稿，传给了我，请将您的邮箱发给我，我初步顺一顺再传给您。他们的校网站要用，希望您同意。”

我没邮箱，将儿子的邮箱发给了他，并附了一句话：“你别管了，直接传给我吧。”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再次收到宏的短信：“梁老师，我一到东北就感冒了，昨天夜里发高烧。您的讲座文稿我没顺完，传给公司的一名同事了。她会代我顺完，送您家去，请您过目。您在短信中叫我‘宏’，我很开心。您对我的短信称呼，使我觉得自己的名字特有诗意，因而也觉得生活多了种诗意，宏谢谢您了。”

我除了复短信嘱他多多保重，再就词穷了。

几天后，我家来了一位姑娘，是宏的同事，送来我的讲座文稿。因为校方催得急，我在改，她在等。

我见她一脸倦容，随口问：“没睡好？”

她窘笑道：“昨晚加班，到家快十二点了。”

我心里一阵酸楚，又问：“宏怎么样了？”

她反问：“宏是谁？”

我说：“小张，张宏。”

她同情地说：“张宏由于发高烧患上急性肺炎了，偏偏他父亲又病重住院，所以他请长假回农村老家去了……”

送走那姑娘不久，宏发来了一条短信：“梁老师，我的情况，估计我同事已告诉您了。我不知自己会在家里住多久，很需要您的帮助，希望您能给我们公司的领导写封信，请他们千万保留我的工作岗位。”那一份工作，宏实在是丢不起的。

我默默吸完一支烟，默默坐到了写字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