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是人死之后对他的评价，通常都有不同的等级。北宋以来，在司马光的建议下，“文正”谥号成为对一个文臣最高的称赞。
北宋到清朝将近一千年的历史，总计也只有二十九个人在死后得以谥号“文正“；而在清朝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时期，只有八位朝臣得此殊荣，分别是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和孙家鼐。
八人之中，汤斌是典型的文人代表，倡导“程朱理学”，文采斐然，一生三次编修《明史》；刘统勋、曹振镛、曾国藩三人则是以功劳卓著而获封“文正”； 朱珪、杜受田、李鸿藻、孙家鼐四人被谥“文正”， 则部分是因为他们分别是清朝不同皇帝的老师。
其中，朱珪为嘉庆帝师，杜受田为咸丰帝师，李鸿藻为同治帝师，孙家鼐为光绪帝师。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清朝这八位“文正公”，看看他们是否名副其实。
理学家汤斌汤斌的祖上汤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从龙之臣，所以汤家后人世代为官。汤斌在顺治年间踏入仕途，但他的主要贡献都是在康熙年间所做。
汤斌在政治上所做的最大贡献是他担任江宁巡抚期间，一扫江宁地区的贪腐之风，以及扫除了该地的奢华淫逸之风。
当时江宁地区虽然富饶，但是贪官污吏横行，民风开放，有伤风化。汤斌崇尚程朱理学，便以此思想施政于民。在其任上，汤斌拆掉了各州县大量的淫祠寺庙，用这些建筑材料来修建学宫，弘扬儒家文化。此外，汤斌不惧当地权贵，大力整饬当地的刁蛮官吏，使得江宁地区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汤斌任江宁巡抚时，真正让此地做到了移风易俗，夜不闭户。以此功劳，汤斌得以调入京城，担任礼部尚书一职。
可惜的是，京城官场水太深，他这种文人做派在京城就无法施展开了。于是汤斌的主要精力便放在了修撰《明史》上面。
汤斌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原则，上书康熙帝请求将明朝时期抗击清兵的仁人志士载入史册，以正史观。虽然他的这种态度遭到诸多大臣的攻讦，但顺治帝和康熙帝都同意了他的做法。
正是因此，《明史》成为了学术界公认的修编比较贴合历史真相的一部史书。汤斌在这件事情上的贡献功不可没。
可惜，汤斌在为官生涯晚期遭奸臣诬陷，含冤而死。到雍正年间才被平反，乾隆元年才得谥号“文正”。
“真宰相”刘统勋说刘统勋，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但是说起刘墉，大家应该都认识，“宰相刘罗锅”嘛。但是在真实历史上，“刘罗锅”并没有影视剧中那么厉害，真正对朝政做出卓著贡献的是他父亲，刘统勋。
刘统勋在雍正年间入仕，于乾隆年间得到重用。在乾隆帝任上，刘统勋历任多部尚书、多地总督、首席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等等职位，长期处于清廷的政治权力核心之中，享有“紫禁城可骑马”的殊荣。
刘统勋为政四十多年，在多项工作上都做出了卓越的政绩。这其中最重要、对后世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对水事的治理。
刘统勋负责漕运管理、水道疏通，前后长达三十余年。
乾隆十三年，刘统勋在勘察河道时发现运河水位涨得很快，于是进行了引水分流、引河水入海的工作；还适当调整了运河上的堤坝高度，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降低和增高，有效防止了运河发生水灾。
乾隆十八年，江南有部分河道堤坝决堤，洪水泛滥，刘统勋负责调查此事。在调查过程中，刘统勋发现是因为负责河道事宜的大量官员贪污渎职，导致堤坝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加固。
在请奏皇帝后，刘统勋从当地河道总督这个最高级别的相关官员，直到底层负责具体事宜的小吏全部清查了一遍，撤职、惩处、处死了一大批人。后来亲自监督此地的水事工程，直到完工。
这些只是刘统勋治水工作的一小部分，分别体现了他的治水能力和治吏态度。以小见大，刘统勋为政期间的表现不难想象。
也怪不得嘉庆帝在刘统勋逝世二十多年后，仍然称呼刘墉为“刘相之子”。
而且刘统勋的“文正”谥号就是在他死后由乾隆帝赐予的，乾隆帝还感慨“如统勋者，真宰相也！”
嘉庆帝师朱珪朱珪此人在乾隆十二年入朝为官，但是在乾隆五十一年还只是礼部侍郎，到乾隆五十九年，他六十四岁的时候，才任职两广（广西、广东）总督，成为清朝的九位封疆大吏之一。
但是他这个总督没当多久，又被降职为了巡抚。明朝时，总督和巡抚的官阶相同，也都拥有军政、民政、吏治等各项权利，但总督是执掌数省的事务，而巡抚则只是掌管一省。
到嘉庆即位，他这个“帝师”才得到重用。从嘉庆元年到嘉庆五年，朱珪历任户部、吏部尚书等实权大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官职也越来越清贵。清贵的意思是官职很大，但没有实权。
不难看出，朱珪的治政能力与上一位谥号“文正”的刘统勋比起来，还差不少。他身上最令人瞩目的，或许就是高尚的品格。
在他一生的为官生涯中，虽然自身过得寥寥草草，十分寒酸，但每逢民间有灾情的时候都积极募捐；而且他在四十多岁丧妻后，始终没有续弦。嘉庆帝曾评价他说：“半生惟独宿，一生不言钱。”
如果说嘉庆帝的评价还带有一些私人感情色彩，那被誉为“清史研究第一人”的著名历史学家萧一山的评价总要客观许多。
他说刘墉因为是刘统勋的儿子，所以在嘉庆初年身居高位；清朝乾隆年间的首辅王杰是因为受乾隆的恩宠，所以也在嘉庆初年得到重用。而嘉庆初年的其他大臣中，只有朱珪可以和前两者鼎足而立。
由此可见，说朱珪的能力不强，也只是和同样能够谥号“文正”的人对比才这样说罢了。
五世一品新安曹新安曹氏是真正的“耕读传家”，到曹振镛为止，连续出了五位当朝一品大员，曹文埴、曹振镛父子更是厉害，父子两人连续当宰相，一连当了75年。
曹振镛在后世的评价并不太好，说他能当了嘉庆、道光两个皇帝的宰相，凭借的全都是“多磕头、少说话”。虽然没有犯下什么大错，但没有做出什么政绩来。
但是个人的作为还是要结合具体情况来看。
从乾隆末年，工业革命便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嘉庆年间，国内阶级矛盾严重，国外大量朝中国输入鸦片，军队逐渐失去战斗力，政府的财政也困难起来。到了道光年间，虽然道光帝励精图治，以最严厉的手段禁绝鸦片。
但“人力岂可敌神通”，现在我们都知道，毒品这种直接刺激神经递质的东西是非常难以凭一己之力戒除的，沾染了毒瘾基本就等于是废了。
后代对道光帝的评价是“勤勉于政但毫无作为”，这个评语给曹振镛也可以。在面对外面世界的降维打击、中国内部还没有大范围觉醒的时候，个人的努力很难抗衡这种大势。
曹振镛在这种内忧外患之际，能稳坐宰相之位不被动摇，自然有他高超的为政手段。
历史上关于曹振镛这个谥号“文正”的人记录很少，没写什么功绩，是因为当初清政府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根本没有条件去让他施展抱负。
道光帝也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对那种有力气但是用不出来的感觉可能体会更深，对曹振镛这个“庸相”的了解也更深，所以才会在他死后谥号为“文正”。
三位帝师自嘉庆帝将他的老师谥号“文正”后，帝师谥号“文正”似乎已经成了惯例。在他之后，除了道光帝是将“庸相”曹振镛谥号“文正”外，咸丰帝、同治帝、光绪帝的老师也分别被谥号“文正”这一殊荣。
有一说一，当时的清政府确实不允许文人能做出多大的政绩来，曾国藩是特例，后面详谈，我们先来看一看三位帝师分别是以凭什么被谥号“文正”的。
首先看杜受田，这是咸丰帝的老师。除了为人正直、勤勉有加，为政并没有什么贡献。但是他可以说是咸丰帝能登上皇位的首席功臣。
道光帝晚年其实是想要将皇位传给更加聪明能干的恭亲王奕䜣，但是已经先将四皇子（即咸丰帝）立为了储君，为此犹豫不决。
在一次围猎中，奕䜣的表现最为突出，箭无虚发；而咸丰帝则不发一箭；以此仁心博得了道光帝的好感；在道光帝临终前，其他皇子都是对他阐述自己的为政理念，只有咸丰帝哭泣着说希望父亲早日康复。最终，以此孝心赢得了皇位。
一仁心，一孝心，都是杜受田教给咸丰帝的。所以咸丰帝上位后重用杜受田，还在他死后谥号“文正”，很大程度上是感激杜受田帮他赢得了皇位。
至于后两位帝师，坦白讲，没什么好讲的。为人、为政都是一流，但是可惜，慈禧当政，无力反抗。
李鸿藻当政期间一直在反对朝中主流的“反战求和”之声，但是他的反对也只能是表达自己的意见，展现自己的风骨，对时局没有一点影响；
孙家鼐甚至连文人骨气都没有。咸丰九年，此人夺得了当年的头名状元，凭借的却是对对联的功夫以及拍马屁的功力。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也支持维新变法，但是却不想放弃固有权力，因此不支持变更根本的政治制度。
这一点让他虽然也是支持变法的一员，却逃过了慈禧对变法人士所下的辣手，没有和“戊戌六君子”一样被杀死。
这三者的“文正”谥号，小编个人认为不过是对帝师谥“文正”的一种惯例，并不意味着这三者有谥“文正”的资格。
“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对曾国藩来讲，谥号“文正”未免不妥。
虽然他确实是进士出身，但他的主要成就都是在军事上。无论是组建湘军、讨伐太平天国、剿灭捻军，都是他的生平的主要贡献，凭此获得了“一等毅勇候”的封号，乃是文官获的武将封号的第一人。
曾国藩后期支持恭亲王奕䜣开展洋务运动，其主要方向也是在制造军械武器装备上，跟文治、文韬没有多大的关系。
个人认为，清廷给曾国藩的谥号对于他来讲已经没有了多大的意义，也不会影响当代人对曾国藩的判断。
借用近代革命先辈章太炎的一句话：“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贤，谳之则为元凶。”
结语清朝所谥的八位“文正”中，最名副其实的，小编认为可以从汤斌和刘统勋之间二选一。
而最名不副实的就不评价了，晚清那几位我觉得都可以投一票。
各位对此是什么看法？
参考资料
1. 《清史稿》
2. 晚清"清流"功与罪．
3. 汤斌:清朝文正第一人．
4. 《中国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