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油墨将尽的百年思索

荀彧聊国际 2023-09-16 02:52:09

作者:李慧玲

李慧玲:早报有开放而多元的优势,但是开放的优势要能够发挥,必得先有深度。(叶振忠摄)

在油墨味道将尽的年代,这个联系网络的内部与网络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巨变。一百年来我们见惯不同意识形态和各种势力竞争的刀光剑影,但是这一次,中国的自强、世界秩序的改变,我们得再重新思考新格局下的自己。

在仁定巷(Genting Lane)的报馆,傍晚坐同事的车出去吃饭,从早报政治组那一头的侧门下到一楼,推门出去就是露天停车场。还没推门出去,则是通向楼里印刷机所在。这是我脑海里常会浮现的场景,印刷机器上跑着纸张。我甚至怀念这个场景里的味道。那是油墨的味道,有时候我觉得这股味道并不仅存在一楼的空气里,整栋报业中心仿佛都有一股这样淡淡的油墨味。它每天提醒着我,一份报纸的完成,得经过这股味道;提醒着我,我的工作和这股味道的关系。

我派驻香港回来后,报业中心已经从仁定巷搬到大巴窑,报纸的印刷就跟我们分离了,后来所有的印刷也都集中到裕廊的印刷中心进行。一直到2000年以后,投资更优质的印刷机仍是报社“先进性”和财力雄厚的最佳展示。原本印刷早报的机器印刷的彩色版数有限,有些版面只能是黑白的,增加了全彩的生产线,我们的报纸版面可以更缤纷,更具吸引力。

百年来印刷机器不断改良进步,一百年前是怎样一种油墨味,我不知道,但是一百年沧海桑田,我们和过去的最大连接点,恐怕也就是油墨味与印刷机。陈嘉庚先生当年创办《南洋商报》,除了以商养文,推动教育之外,正是与印刷机有关,他的生意促使他购买印刷机来印制发票、收据、产品商标及包装盒等,印刷机可以更充分利用。何况自己印制报纸广告,能够省下在其他报章刊登广告的费用。

冠病疫情发生前,我每年农历新年时还会到裕廊的印刷中心给印刷部同事拜年。他们当中不少原本每天来回新柔长堤,疫情期间无法往来时,他们有的选择留守印刷厂继续为我们印制报纸。当时我和康威(前报业控股副执行长)还去探访他们。一踏入那栋楼,闻到那股味道,仁定巷关于我们与油墨不可分离的记忆就会回来。

最近,我跟年轻同事说起这股油墨的味道时,他们礼貌而茫然的表情,清楚告诉了我,跨过这个一百年,这股油墨味必然将退离得更远。事实上,我现在每天面对的考验,恰恰是要带领同事在没有油墨味的世界里闯出一条新路来。

没有纸张年代要用什么与过去连接?

我只是自己心里想着,再过一些年,贯穿一百年的油墨味没有了,纸张没有了,我们将用什么与过去连接?或许,到时也没有人在乎与过去是否连接了。过去和未来,真的可以完全分割吗?

中国《财新》的创刊人胡舒立来新加坡时,说要去看罗敏申路45-47号,后来又问我关于日本占领前《南洋商报》具体什么时候停刊。她的伯公,也就是她父亲的哥哥胡愈之的名字,印在今年华文媒体集团办公室内树起的“历任总编辑”墙上。根据中国方面的报道,在中国抗战时期,周恩来派了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到新加坡,主持《南洋商报》的编务工作,宣扬中共的抗日主张。

我们的资料室保存的显微胶卷,《南洋商报》从1941年10月1日开始就没有出版,《星洲日报》在那一天之后的报纸我们也没有找到。《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9月30日的封面都是全版广告,翻过一页,报道都围绕着抗战时期“我军”的情况。《南洋商报》报道,“我官方发言人”称“我固守长沙至最后一刻,湘北战局我仍主动,敌打通粤汉企图断难实现”。《星洲日报》引述国民党将领薛岳:“寇又中我诱兵之计,长沙目前安如磐石,寇已被包围歼灭在即”。

这一百年前面的日子,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而我们的报纸,当时从海外华侨的视角关注“祖国”。

这百年的后半段,我们用的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身份认同与视角。1971年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在芬兰赫尔辛基演讲时,还明确划定新兴国家大众传播媒介的角色。我刚加入《联合早报》时上基本采访课,第一堂是老总林任君讲的。我记得他说《联合早报》编辑方针的第一条是:维护国家利益。当时我问他如何界定国家利益。不过,对于“国家”所指,我们都没有疑问,那是新加坡。

政治认同上的“我”改变了,那我们跟历史怎么连接?《联合早报》的报头下,我们还坚持“南洋”“星洲”应该保留。我们要保留什么?我们的未来跟过去到底有什么关系?

再说回我们树立的历史墙。上面前半个世纪左右出现的名字,要纯粹当作是一串人名自然是可以的,但是读懂它们,就能理出新加坡在这个区域、在华人世界中的位置,说出很多故事来。这些名字,属于早年南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当中,国共两党的参与者都有,有的从中国来,有的曾经负笈日本、德国。我们要怎样去理解这个南来的现象?这样的一段历史,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

《联合早报》今天还保留副刊,虽然名字更易了。我最初开始参与报纸管理工作时,在一些讨论中,见证了面对巨大的削减成本压力时,副刊的版数、内容和稿酬轻易就被归类在风花雪月底下,可有可无。当时老总在有限的范围内挺住了压力。如果没有经过华文报熏陶,纯粹从商业角度看,如此多的投入是奢侈的,尤其当他们的参照是英文报。英文报有这样轻松的部分,却能够吸引广告,利益即时变现,反观华文报固守的是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花钱费力。

报章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乃至近代中国的改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包括副刊。副刊成为知识分子远离庙堂后参与社会的思想场域,也成为文学耕耘的公开园地。这影响了在中国以外的华文报,形成华文报的传统,也形成华人世界的文化网络。在中国相对封闭的时候,在两岸还没有三通的时候,海外华人世界在这个网络中仍一直保持联通,其中有“商”的经济动力,但更重要的是彼此蓄留着“文”,一些价值观和文化记忆是相同的。

李慧玲:新加坡有自己的国家身份,有自己多元种族社会的特殊性。(彭博社档案图)

新加坡在这个网络中,处在一个微妙的边缘上,与其他华人亦远亦近。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国家身份,有自己多元种族社会的特殊性,加上同时受西方的影响更多一些,我们在这个网络中,相对于香港、台北等,跟这个网络显得距离比较远。在有油墨味道的年代,我们在报纸上通过文字的呈现,再延伸到主办的书展、文学节、论坛讲座等活动,表达我们的“近”,也因为我们的物理距离,因为我们的视线、观点和风格差异,展示了我们的远。但纵使是远,我们究竟仍在其中,仍然有共同的关怀。

在油墨味道将尽的年代,这个联系网络的内部与网络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巨变。一百年来我们见惯不同意识形态和各种势力竞争的刀光剑影,但是这一次,中国的自强、世界秩序的改变,我们得再重新思考新格局下的自己。

不仅仅传播消息也是一座文化坐标

我想起鼎盛时期的威尼斯城邦,海事、金融、贸易的经济活动尤其活跃,但是它的重要支撑是文化,因为这些因素,人才往威尼斯城邦集中。今天,南洋一隅也是资金、人才等集聚的中心,是华人与世界其他族群觥筹交错、思想激荡的中心。现在,处在这个中心的我们,仍在原来的文化网络里,但是新的格局已经出现。而在新格局下,新加坡的价值,和《联合早报》能够体现的价值,不无关系。我们既是报纸,又不仅仅是一份传播消息的报纸而已。在这个数码时代,我们仍执着于作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坐标。我们凭什么执着?如何坚守?我们有开放而多元的优势,但是开放的优势要能够发挥,必得先有深度;多元要成为优势,必得先把各自的根扎深,否则都是流于表面与形式。而我们要有怎样的知识结构、眼光和胸襟,才能踌躇满志地走入下一个百年?

仁定巷的报馆在工业区里,走到麦波申路的车站要经过很长的一段路。或许因为那是最初走过的路程,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白天走这一条路,顶着太阳,汗流浃背。晚上下班,虽有街灯,却依然感觉前路漫漫,还要提防途中会有出人意表的际遇。所幸我的个性喜欢沉思,并且自得其所,镇静地认为路有路的难,却还是会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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