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养浩的战与和

作为国民党军统的重要成员，周养浩的身世、履历和行为，使他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显得颇为独特。他的学识与修养让他在军统内部显得与众不同，而这份斯文的外表之下，却隐藏着令人不寒而栗的狠辣与果断。

在任职保密局西南督查室主任期间，周养浩的权力范围可以说是广泛而深远。他不仅掌握着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情报网络，还负责处理一系列重要任务。与其他军统人员不同，周养浩往往亲自过问机密行动的细节，并严格审查每一份情报的可靠性。他要求下属无论是传递消息还是执行任务，都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稍有差错便会严厉惩罚。许多手下形容他“心思缜密，绝不留情”。

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保密局的许多绝密任务都由他负责主持，包括监控潜在的叛变者、清理异己，甚至亲自下令“清除”一些被视为威胁的目标。

1949年12月，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体系已经土崩瓦解，“云南王”卢汉看清形势后，决定通电起义。卢汉在云南的统治地位与周养浩的西南督查室本就有所重叠，两人之间虽然保持表面上的合作，但暗地里互相提防。

卢汉选择了一个毫无破绽的计划。他以私人名义邀请周养浩参加一次高层会议，同时出动兵力封锁了周的住处，防止他有所警觉。当周养浩接到邀请时，完全没有意识到危机即将降临。当他步入会场时，却发现气氛异常凝重，卢汉的卫兵已经悄无声息地将会场周围严密封锁。

卢汉亲自接待了周养浩，并态度温和地寒暄了几句。但很快，卢汉话锋一转，提出让周交出掌握的所有军事和情报资源。此时，周养浩意识到情况不妙，但他没有贸然反抗，而是试图以语言周旋。然而，卢汉显然早有准备，他当场出示了一系列文件和证据，甚至直接调出军队将周养浩软禁。

特殊身份的牢狱之灾

周养浩被押送到重庆白公馆后，他的身份迅速从一个曾经手握实权的保密局高官变成了阶下囚。在这座被军统自己打造为“关押异己”的监狱里，他也成了曾经对手的囚犯。他每天面对的，是严密的监控、单调的生活，以及难以适应的环境。监狱的管教严格按照规定对他实施管理，并要求他参与集体劳动和思想改造。但周养浩始终坚持自己没有罪，也不愿认同他人的观点。

由于拒绝改造，周养浩在战犯管理所中很少与其他人进行交流。他通常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劳动，不与同监的战犯讨论政治学习，也不参与集体活动。管教干部多次找他谈话，希望能够通过沟通让他放下对抗情绪，逐渐接受现实，但他总是以沉默或简短的回答敷衍过去。

时间一天天过去，其他战犯陆续因改造表现良好而被特赦，但周养浩的名字却始终没有出现在名单上。他的拒绝认错和顽固态度让他的特赦时间被一再推迟，直到1975年才获得最后一批特赦。

特赦后的周养浩很快申请前往台湾，他希望能够与曾经的组织取得联系，重返国民党的体系，获得一份安稳的生活。然而，台湾方面对于他的申请并未表现出任何积极回应。他多次提交申请，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答复。最终，申请被明确拒绝，他被告知无权前往台湾。

面对这样的结果，周养浩只能辗转于海外定居。他在海外的生活并不顺遂，经济窘迫，日子过得清苦。他曾试图联系旧时的朋友和同事，希望能够获得一些帮助，但这些努力大多没有结果。那些曾经在他身边听命行事的人，此时要么已身居高位，要么早已将他遗忘。周养浩的晚年孤寂而凄凉。他最终客死海外，结束了跌宕起伏的一生。

徐远举的悲剧结局

徐远举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后，经历了人生截然不同的阶段。起初，他表现得非常积极，无论是参与劳动还是接受思想改造，都显得非常配合。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监狱管理层看到他的悔改态度，从而早日获得宽恕。他的表现甚至一度得到了管教干部的肯定，其他战犯也对他的态度有所认可。

特赦的机会从1960年开始陆续出现，但多次名单中都没有徐远举的名字。其他战犯因为表现良好而获得释放的消息不时传来，监狱里的人数在逐渐减少，每一次名单的公布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而徐远举则一次次失望而归。监狱管理层多次在总结时提到，徐远举的罪行严重，是军统时期的关键人物，他的罪行较重，需要更长时间的改造。

1970年代，特赦战犯的政策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而中断。他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不再像之前那样主动配合劳动和学习。在劳动中，他的表现也变得敷衍起来，经常被其他战犯和管教批评。1973年，在一次劳动评比中，徐远举因为未能完成分配的任务而受到点名批评。当天的总结会上，管教干部明确指出他最近的态度问题，要求他进行反思并在接下来的劳动中作出改进。

晚饭后，徐远举显得异常沉默，他独自回到监舍，简单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物品。当天的气温较低，但他坚持用凉水洗澡，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习惯性”的生活方式。由于冷热刺激的原因，他在洗澡后不久突发脑血管破裂，随即倒在地上，呼吸微弱。

当值的监狱工作人员很快发现了异常，立即将徐远举送往医务室进行抢救，但由于发现得太晚，抢救无效，他痛苦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59岁。

沈醉：从特工到政协文史资料专员

沈醉在国民党军统体系中的发展速度一直令人瞩目。28岁时，他便担任了总务处少将处长的职务，负责协调军统内部的重要事务，随后迅速升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年仅33岁就获封中将军衔。作为军统的一员干将，他办事雷厉风行，深得戴笠和毛人凤的信任。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局势日益恶化，蒋介石一方面筹备撤离台湾，另一方面试图在西南地区建立新的抵抗据点。为了确保云南的稳定，毛人凤将沈醉派往昆明，任命其为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任务明确，重点是监视被称为“云南王”的卢汉。

卢汉作为国民党在云南的实际掌控者，在国共对峙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他表面上仍对中央保持效忠，但随着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卢汉的态度逐渐变得模棱两可。他对蒋介石的多次命令表现出拖延态度，这引起了毛人凤的警觉。

在昆明，沈醉以云南专员公署主任的身份开始履职。他频繁出入卢汉的官邸，借公务之名打探消息，同时派遣得力助手在卢汉身边安插眼线，以便随时掌握动态。双方表面上保持合作，但暗地里各自警惕，时刻提防对方动作。

1949年12月10日，卢汉决定起义。为了确保行动顺利，卢汉设下周密的计划。他借国民党元老张群的私人印章，签发了一份召集令，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为名，要求沈醉及其部属前来参加。当沈醉接到通知时，并未表现出异样，按照惯例，他带上随从准时赴会。

会议当天，卢汉的官邸气氛看似平静，实际上已经部署了大批卫兵。沈醉抵达后，卢汉亲自接待，并以和往常无异的语气寒暄几句。随后，他以会议保密为由，将所有随行人员安排到偏厅，只留下沈醉与少数核心人员进入主厅。主厅的门一关上，沈醉才意识到情况不对，但此时已无回旋余地。卢汉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并要求沈醉放下抵抗，接受软禁。

沈醉的改造与转变

沈醉被卢汉软禁后，很快被解放军押送到重庆，关押在白公馆监狱。这座监狱原是国民党军统关押异己的地方，如今成为国民党高官、特务的囚禁地。沈醉在白公馆的生活与以往截然不同，从一名手握重权的特务头目变成了需要接受管理的囚犯。

1956年，随着战犯管理工作的调整，沈醉与一批国民党高级战犯被转移至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这里，沈醉的表现引起了管教干部的关注。相比其他一些战犯的抵触情绪，沈醉显得更为配合。他积极参与劳动，并主动完成分配的任务。

在思想改造方面，沈醉经常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剖析自己作为军统成员时的行为。他回忆起在云南站任职期间执行的特务任务，也对自己的错误作出检讨。他的发言记录多次被列为改造典型，作为其他战犯的学习范例。

1960年，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第二批战犯特赦评定工作。由于沈醉在劳动、学习和思想改造中表现突出，被列入特赦名单之一。获释后的沈醉返回昆明，成为政协文史资料专员，开始参与整理和撰写历史文献的工作。在政协的工作中，他以自己独特的经历，为国家的文史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素材，特别是关于国民党军统时期的档案整理和历史资料核实。

1980年，沈醉的身份发生了重要转变。在有关部门重新审查和认定中，发现他在1949年卢汉起义前后曾与卢汉配合，协助完成了相关工作。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他在历史中的定位，他的战犯身份被撤销，改为起义将领。

晚年的沈醉生活平静，他在政协的岗位上继续从事文史工作，同时接受各类历史研究的采访。由于身体状况逐渐恶化，他在1996年因病去世，享年82岁。

参考资料：[1]俊凤.军统“三剑客”的最后归宿[J].侨园,2013(5):6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