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24日，淞沪会战结束不久，日军向南京进攻，老蒋在庐山收到了一封来自欧洲的电报。

他看完电报后长叹一口气：“外国佬，靠不住。”

这封电报从布鲁塞尔发来，《九国条约》缔约国在布鲁塞尔的会议刚刚结束，西方国家联名谴责了日本的侵略，并要求中日停战。

但美、英、法、苏这些大国既不制裁日本，也不对华进行支援，他们只是安静看戏。

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顾维钧告诉老蒋：“英美间接支持日本，苏联有意支持中国，但不愿公开和日作对，外交周旋已无望。”

实际上，8月开始，中日军队在沪进行决战，双方出动百万大军在租界旁边血战，老蒋当时就希望西方能来调停。

但西方人作壁上观，让淞沪会战的意义打了折，也给日本增加了信心。

淞沪会战是抗战最残酷的战役之一，中国军队出动精锐70万人血战三个月，伤亡20多万人，最后却没能守住上海。此战不仅让中央军损失惨重，各地军阀的嫡系部队也损失不少。

而且因为淞沪失败，大军溃逃，导致南京防线不战而丢，日军在12月就占领了南京。

淞沪会战从战果上来看是失败的，但在后世的解释中，很多人强调此战“战略意义大于战术意义”，它有争取时间、调动日军注意力、争取国际同情、团结全国人民等意义。

那么，在中日全面开战前，国民政府是怎么计划应对日本侵略的？淞沪会战真的调转了日本的进攻方向吗？这一战到底该怎么评价？

1931年9月，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态势扑向东三省，东北军不战而撤，东三省被日本占领。

放眼当时的世界，在几百年里，从没有任何国家能以如此轻松的方式，占领百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

日本人的这次胜利成果超过了甲午和日俄战争，日本政府和军队都感到振奋。

在他们看来，国民政府虽然表面统一，但没有改掉军阀性质，地方对中央三心二意，阳奉阴违，军阀只想保卫自己的利益，心里没有国家。

日本把国民政府比喻为“诸侯联盟”，各地军阀的组织很松散，应该是一打就散。

关东军的胜利也得到了天皇的嘉奖，指挥层全部被提拔，可谓鸡犬升天，日本军部的将领们一时野心蓬勃。

彼时，陆军的少壮派军官、甚至军校生都希望能从中国夺走更多领土，包括华北、山东，建立东北亚的殖民地网。

然而，国际上对日本的行为都表示愤慨，关东军的侵略受到国联的批评，但此时英美等西方国家都在经济危机里挣扎，无力去管东方的事。

1932年，国联派出调查团来到东北，调查团在几个月后带着资料回到欧洲，国联在1933年初宣布不承认伪满政权。日本政府表示抗议，愤而退出国联。

随后，日军调集国内的侨民组成“开拓团”开拓东北，并扩大关东军规模，完全是一副不想走的架势。日本官方一直在强调“日本对满洲无领土野心”，但国际上已经认定日本有侵略意图。

1933年，美国的东亚事务专家们认为：日本未来肯定会入侵中国，美国曾以外交途径警告过中国政府，中方很重视。

老蒋也知道日本不会轻易吐出东北，而且日军前出到长城一带后，对华北和内蒙的野心昭然若揭。

老蒋当时就提出：“中日必有一战，要么中国收复东三省，要么日本南下入侵中国腹地。中国未来抗日的根本在于西南，云贵川易守难攻，未来将会是中国的大后方。陕西和山西是战略重点，西安、重庆都可以做陪都。”

这是老蒋1935年提出的战略，但应该是老蒋手下将领的集体智慧。作为中国的时任执政者，老蒋虽然常被嘲讽没文化，但靠着巨大的智囊团，这点基本的判断力还是具备的。

南京政府一边制定战略计划，另一边，中央军开始整军备战。

当时，国民政府主要和德国合作，用资源换取武器，请德国教官训练，计划打造50个德械和德训的主力师。但因为时间和军费不够，直到1937年也只有几个中央军的部队能叫“德械师”。

与此同时，德国人还在南京周围设计了一道防线，是欧式的地上碉堡防线，以步兵碉堡为主。

这条防线的规模和战斗力虽比不上法国马奇诺、德国的莱茵兰，但是在亚洲地区已经很优秀。

准备好了这些工作，时间已经来到1936年，伪满洲国已经完全成为傀儡，日本国内也蠢蠢欲动，战争的阴霾已经笼罩在中日的上空。

军部很多少壮派急于在中国开始侵略，最终酿成1937年的“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爆发时，日本军部内部分为两派，少壮派主张全面入侵，认为三个月就能搞定“中国事变”。少壮派之所以着急，是因为在中国潜伏的间谍传来对日本不利的消息：

中国的国力和军力在快速增长，国共的内战也基本结束，假若再等两年，日军和中国开战后胜负难料。

但还有一派人认为扩大和中国的战争是自寻死路，关东军的参谋石原莞尔就是代表。

石原认为，日本消化了东三省后，已经可以成为世界顶级强国，当务之急是稳住局势，发展经济和军事。如果日本深陷中国战争，一旦中国全面抗战，日本就失去退路，最终会被拖死。

但华北日军听不进去石原莞尔参谋次长的话，因为他们这次行动，效仿的就是当年石原莞尔领导关东军占领东北，驱逐张学良的行动。

石原莞尔则尽量控制着局面，他提出可以用撤军来展示诚意，换取“七七事变”和平解决。

石原莞尔的理论在军部也有人遵从，但日本人没想到，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居然主动进攻上海日军，日本军部一片哗然，石原莞尔的“不扩大计划”失败了。

关于中国第9集团军主动进攻上海日军的前因后果，一直有很多的分析，最主流的就是“转移进攻方向说”。

当时日军在华北挑事，并占领京津，很快就能沿着铁路和公路扩散到整个北方，威胁秦晋、遥指武汉。

老蒋听从蒋百里和陈诚的意见，在长江流域主动开战，把日军的战略重点从北方转移到南方，河网密布的南方能迟滞日军的进攻，为抗战争取时间。

这种说法现在基本被人们接纳，也是抗战初期淞沪会战动员70万人打三个月的唯一解释。

但在史学界，对老蒋决战淞沪的动机一直有其他说法。

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就曾在蒋氏的日记里找到蛛丝马迹，他认为蒋氏在淞沪开战并未有太深的考虑，不能上升到战略“大棋局”的高度。

当时中国军界普遍认为要对日本进行反击，以改变被动局势，老蒋于是将反击战场定在了上海，主要因为这里有租界，能引起国际重视。

诚然，在淞沪打仗有两个好处，第一肯定是引起国际关注，英、美、法都在上海有租界，在这里开战，他们无法忽视。

第二是能给军阀们做个表率，告诉他们南京政府是真心抗日的，各军阀必须要同仇敌忾。

实际上，上海和周围地区都是老蒋的基本盘，也是南京政府的靠山——江浙财团的老家，在这里主动抗日，代表老蒋要拼上家底，这对于各路军阀无疑是一种敦促。

淞沪战争之初，老蒋把自己的德械师87、88师丢了上去，随后教导总队、税警总团都上了战场。这些部队打得很顽强，但面对日军的陆、海、空兵力，这些精锐很快被打残。

老蒋一上来就拼命，西北军、桂军、东北军、粤军、川军、湘军都看在眼里，他们也没理由再以保存实力为由消极抗战。

但纯粹军事上来说，在上海打仗是非常不明智的，德国教官认为应该把防线放在后方的苏锡常地区，部队更好展开，日军的海军也无法肆无忌惮炮轰、轰炸中国军队。

在日军视角，他们从未想过中国军队会在上海主动开战，而且打得如此坚决，让日军付出惨重的代价。

日军本来的计划是从华北南下，寻找老蒋的主力打几场围歼战，只要老蒋的兵打光，军阀们很可能反水。

军阀们一旦叛乱，老蒋必然孤立无援，只能被迫和日本签订城下之盟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不然就会变成民国版“明思宗”。

之后，日本方面计划让南京政府承认伪满独立，让华北自治，日军就撤出关内。

而在开战前，日军认为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任务很简单，几个精锐师团就能打垮中央军。

但没想到淞沪之战却打得血肉模糊，中国军队和日军在宝山、大场、罗店反复争夺，全国前后调来70万大军和日军决战，逼得日军倾国出动。

整个淞沪战役，22万日军带着航母、炮舰、战斗机才夺下了上海。

打完淞沪，军部头脑发热的少壮派们也犯嘀咕：“第一次大会战就打成这样，后面还要怎么继续呢？”

淞沪会战打到10月底，日军于杭州湾登陆，中国军队紧急撤退，会战结束。

日军登陆之时，几十万中国军队如果有序撤出上海，淞沪会战的收尾就不至于那么狼狈。

但在撤军之前，老蒋寄希望于布鲁塞尔的九国峰会调停，他必须要做出中国还在顽强抵抗的态势，借以“感动”外邦。

可惜九国最后没能调停中日战争，老蒋却延误了军队撤离的时间，导致大军在恐慌中出现溃退。

日军借机追杀，很多军队损失在撤退路上。

由于淞沪撤退太仓促，直接导致后来南京保卫战的失败。20多万溃军只顾逃跑，老蒋直接放弃了南京正面的军事防线，南京城的城防也组织不力，军队士气低迷，导致南京被日军一鼓而下。

经历淞沪三个月苦战后，日军对中国军民怀着极大的仇恨，日本军部也决定以恐怖主义的方式震慑国民政府和中国人民。所以他们默许日军占领南京后制造大屠杀，残害中国军民30多万。

抗战胜利后，老蒋的手下们在“功德林”曾回忆淞沪抗战的不足，除了军队素质较差，指挥混乱外，他们也吐槽了蒋氏选择战场的失误。

当时最著名的论断就是：“京（南京）、沪本为一体，国军却顾沪而失京，这是一大昏招。”

淞沪会战同一时间，日军进入山西，和淞沪同时开始了太原会战，最后基本占领山西大部。

1937年底，打完淞沪后南京陷落，同时华北日军也开始南下，日军还从山东登陆，韩复渠不战而逃，日军得以进入江苏。

1938年初，徐州会战爆发，中国军队顽强抗击日寇，取得了台儿庄大捷，但日军还是拿下徐州，和江南日军会师，继续西进。

如此来看，一直流传的“淞沪会战把日军的进攻方向转移到长江流域”，这一说法似乎值得商榷。

在抗战爆发前，日本军部原本制定的对华战争计划就是杀向长江流域，以控制南京、武汉为最终目的。

因为武汉是中国水陆交通枢纽，南北铁路从这里通过，长江、汉江水运在这里交汇，一旦日军打到武汉，意味着中国最有价值的地区基本被日本全部占领。

1938年秋天，武汉会战结束，日本基本完成了战前制定的目标。但有一点却和他们想象的不同——老蒋并未投降，南京政府迁都重庆，继续抗战。

至此，日军其实已经知道自己难以在中国取胜了，外交上的活动再次秘密进行，中日代表在香港地区见面，讨论日军撤军的条件。

日本依然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政权，还要中国让出华北，并禁止在上海驻军，老蒋一概不允，最终和谈失败。

进入1939年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继续在西南地区蚕食，多次湖南湖北发起进攻，意图攻入重庆，迫使老蒋就范。

中国抗战在1939到1941年也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当时德国入侵苏联，苏联自顾不暇。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正面抗战的压力才得以减少。

至于淞沪会战，它是抗战第一次大会战，它的战略和战术上虽都有不足，但淞沪会战的影响不容质疑。

淞沪会战告诉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时刻到了；也告诉全世界政府，中国不会再任人宰割，中国军队不全是军阀和匪军，中国军人是一支忠诚、勇敢的爱国武装。

淞沪会战之后，世界各地的报纸争相报道淞沪抗战的新闻，西方国家虽然也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但他们也被中国反抗侵略的精神感动。

自清末以来，中国在对外战争上未尝一胜，哪怕民国建立，早期在对外战争上还是很软弱。

直到淞沪会战的3个月血战，30万将士的伤亡，才给中国重新树立了“国格”，西方人重新审视中国，就是从淞沪会战开始。

参考资料：

1.《重评淞沪会战的战略意义》陈廷湘

2.《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和日本的战略与淞沪会战》程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