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时期，巫术盛行，在巫师等神职官员的支配下，医药活动被蒙上了一层迷信的外衣，这便大大阻碍了医药学的正常发展。但是随着医巫斗争的不断深入，医逐步取得了优势，从而保持了医学本身的科学性和发展的独立性。这就为下一阶段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人们已经提倡讲究卫生，以预防疾病，维护健康。

在个人卫生方面，夏商两代人们已有洗脸、洗手、洗脚、沐浴等习惯。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象形字非常生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公元1935年在河南安阳发掘的殷王墓中，已有壶、盂、勺、盘、陶槎、头梳等全套盥洗用具出土。

到了周代，人们更加定期沐浴。《礼记》载：“五日则燂汤请浴，三日具沐，其间而垢，燂汤请靧，足垢，燂汤请洗。”并认识到“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的治疗意义。其他还有关于“鸡初鸣，咸盥漱”，及不食腐败食物等饮食卫生方面的记载。

《礼记》还提到：“疾病，内外皆埽”；主张饮食应与四时季节的变换相适应——“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同时指出精神因素对于人体发病的重要意义，所谓“百病怒起”，“忧郁生疾”。其他如饮食不节，起居失常，劳逸过度等，也都被看成是发病的重要原因。这种从内外环境的整体出发来解释疾病的发生，对祖国医学的病因学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有利于人体内外环境统一观念的形成。

在婚姻制度上，这一时期也提出了一些合理的主张，《礼记》载：“三十曰壮，有室”；《周礼》载：“男三十娶，女二十嫁”；又载：“礼不娶同姓”；《左传》载：“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这些见解都很科学，有益于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

在环境卫生方面，人们通过长期生产、生活实践，逐渐知道利用地下水，相传黄帝时代已经有了水井，夏代更有“伯益作井”的说法，这对促进农田灌溉和搞好饮食卫生，都大有裨益。到了商周时期，随着人们对卫生预防认识的提高，改善环境卫生的措施，也相应得到了加强，在殷墟遗址和在郑州附近的考古发据中，均发现有用以排除积水的商代地下排水管道。甲骨文中还出现了“牛棚”、“猪圈”等字样，并记有关于室内外洒水，清扫和除虫的资料。如“庚辰卜、大贞；来丁亥寇埽……”，即丁亥日要在室内扫除灭虫的意思。

另在《周礼》、《仪礼》、《诗经》等书中还记有许多除虫灭鼠的方法，如抹墙、堵洞、药熏、洒灰及按时扫房等。《左传》亦有关于“国人逐瘈狗”以防狂犬病的记载，并说：“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和“土薄水浅……其恶（疾病）易觏（结成）”等，说明当时已知水、土等居住条件与人体健康有关。《管子》更明确提出春季要挖除井中的积垢淤泥，换以新水，并疏通沟渠，排除积水，这些都是积极改善环境卫生的有效措施。在距今二千五百多年前，我国已有这样丰富的卫生保健知识，这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比较突出的。

夏商周时期的广大劳动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创造出了远比原始社会为高的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尤其是金属工具的广泛使用，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早期医药卫生知识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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