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和谐,根本在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一旦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且没有应对的药方,该政权必不能长久。
社会上很多自由主义者,或者说称之为“私有主义者”更为恰当。
他们过分夸大、丑化了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将前三十年的经济贬低得一文不值,这显然是有悖于常识、不符合真理的个人偏见。
一个现实的证据就体现于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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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下,那时改革开放尚未迈开步伐,国家的经济政策仍旧沿袭的是前三十年制度设计,军费的拨款仍旧是依靠前三十年积攒的财富。
如果前三十年的经济一无是处,又如何能战胜越南呢?
对越作战的军费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对外持续的军事扩张,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不过,中国也有自己的应对之策,可概括为“联美抗苏”。这一布局开始于1969年,正是在毛泽东指挥下全面展开的战略改变。
那时,中国通过同美国的接触与谈判,结束了多年的对立和猜疑,促进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
美国作为世界一霸,掌握着产业链的上端,在全球经济分工,具有主导地位。同美国的关系改善,也部分扭转了经济的颓势。
中国以此为突破口,打开了通向西欧、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
比如1973年,农业领域就引进了化肥生产线,生产了大量的化肥,提高了粮食的亩产量。
不过这种外交上的转圜,立即引起了苏联和越南的警觉。中央领导层甚至认为,苏联国内的经济恶化、少数民族之间矛盾之间的加剧,莫斯科甚至会在1985年发动一场有限、可控、小型的对外战争。
越南也是紧随其后,在1978年7月,越共中央四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新形势和新任务”决议。
这份决议中,明确写道:“越南基本的、长远的敌人虽然是美帝国主义,但直接的敌人是中国和柬埔寨。”
根据该决议,越共向各部队下达了命令:“中国是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是越南的作战对象。要采取进攻的战略,在边界进行反击和进攻。”
从7月开始,越南和广西交汇处,摩擦不断,冲突时有发生,还驱赶了多达28万的华侨离开越南。
等到了11月,黎笋又一次乘机访问苏联,同苏联签订了为期2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
其中规定:在双方中的一方受到进攻或受到进攻威胁时,缔约双方立即交换意见,以消除这一威胁。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条约就是苏联和越南的军事同盟条约,针对的第三方显然就是北边的中国。
面对苏越的结盟,中国也在1978年12月和美国共同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美建交公报,获得了美国的支持。
来年1月份,邓公成功访美,决定要“教训”一下越南。在回答美国新闻记者的问题时,大方说道:“越南发动了对柬埔寨的入侵,还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起到的作用非常坏。我们将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这样直接的表态,和宣战书其实没什么分别。
1979年2月17日,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的龙州、靖西和云南的河口、金平地区全面出击。
解放军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逼近了越南的首都河内,占领了越南北部20余个城镇,迫使越南进行了全民总动员,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
另一方面,中国说话算话,“教训”就只是“教训”,而非占领。新华社奉中国政府发表了声明:“中国政府重申,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要的只是边境的安宁。”
当然,战争必有伤亡,解放军付出了2万多人的伤亡,花费了223亿元,才让越南认清自己的地位。223亿元,占当时中国财政支出的20%,算是为改革开放花的“买路钱”。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223亿元,都是过往几十年积攒的家当。
那时也并没有外国援助,更没有改革开放,花的每一分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从这一点上,都不能全盘否定前三十年奠定的经济基础。
从2003年开始,中国加入了“WTO”,融入了全球分工体系,经济也开始腾飞,财政收入一路高涨。
相反的是,军费占财政比例不断缩小,从2003年的8.79%到2010年年代,稳定在5.5%左右,至今一直稳定在该区间,略有波动,却从未出格。
经济崩溃的谣言有领导曾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简称为两个不能否定。
两个不能否定的观点坚持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前一个“不能否定”和“后一个不能否定”相辅相成,同样重要。
用一个比喻就是,一个饥肠辘辘的食客吃了第四个馒头,填饱了肚子,就忘了前三个馒头的重要性。
70年代中期,中央曾颁布过一个历史决议,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一时期,工业上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上生产条件发生了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人民生活比新中国成立前有了很大的改善。
经济学界,也是持相同的观点,对“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持肯定态度。
比如著名学者郭根山、刘玉萍就认为,尽管那时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低于经济增长幅度,但生活水平还是大大提高。
从1949年-1978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年均递增了8.2%,高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即使同部分发达国家相比,也可以一较高下。
同时,在计划经济的主导下,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工业门类齐全程度首屈一指。
当然,也有部分经济学家采用国际流行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前三十年”的经济增长,这种衡量方式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全面、客观反映毛泽东时代(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情况。
第一,“GDP”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适用的经济制度只在私有制国家有效。
其次,这种评价方法关注的是国民收入的货币价值形态,而不是实物产量形态。换句话说,是以货币化的方式,呈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而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货币这个东西,可滥发,可回流,很难说反映真实的经济情况。
最后,毛泽东时代我国使用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简称为MPS)来进行国民经济核算,不计算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事业、生活服务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经济。
“GDP”衡量体系则包括了上述部门的经济增长,两种不同体系的衡量方式,必然会带来误差。
因而,采用GDP指标衡量毛泽东时代经济增长存在很大的缺陷,有可能低估“前三十年”的经济增长。
为此,经济学家周绍东、曹席两人构建了一个基于实物指标的数学模型,比较了苏联、美国、印度、中国四个国家。
通过复杂的计算得出,在“前三十年”,中国农业年均复合增长率为4.84%,工业为22.78%,商贸流通业为11.69%,经济总量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0.80%,远远高于印度10%。
如果采用GDP指标,则从1949-1978年复合增长率只有6.44%,两者相差甚远。显然,用GDP衡量体系严重低估了“前三十年”的经济增长。
这一点也很好理解,1949年,中国刚摆脱战火,处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一切都百废待兴,经济增长高是符合一般规律的。
只要国内不出现大的动乱,不影响国家正常的生产活动,经济增长是必然的趋势。一来中国人勤奋肯干,二来中国从苏联获得了一定的工业援助,虽说被美国制裁,但也不至于原地踏步。
反观印度,则是一言难尽,其经济增长很长一段时间,都停滞不前,这才是值得诡异的地方。
光是中国学者为“前三十年”辩护,未免显得有些自吹自擂。
不过美国经济学者,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谢淑丽对中国经济也有类似的观点。
她曾于1971年见过周总理,还曾担任克林顿政府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
在谢淑丽《中国经济的改革逻辑》一书中,改革开放的经济腾飞,离不开“前三十年”的奠基作用。
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实际上很大原因要归功于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地方分权”制度设计。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迈斯纳也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代,为中国的现代化筑好了基石。
他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一书中论及毛泽东时代的遗产的章节写道:“从1952年到1977年,中国工业产量以年均11.3%的速度递增;在毛泽东主政期间,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3%提高到50%以上。”
同时,迈斯纳也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一些衡量生活水平的重要成就很难用经济数据体现,比如建立了完善的教育体系、医疗保健体系。
人均寿命也从建国初期的三十多岁,提高到1978年的70岁。
赞同此观点的,将这一经济政策称为“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
结语:可以说毛泽东时代,经济政策有错误、有瑕疵,但不能一棍子打死,更不能造谣毛泽东时代经济崩溃。
无论如何,在教员的带领下,中国走出了混乱,建立了秩序,完善了法治,更让中国完成了初步工业化。
这一点,应该成为共识,也应该是不变的真理。
参考资料
《毛泽东经济遗产:同一套数据的不同解读》 BBC中文 王戎
《“前三十年”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物质基础—基于实物指标的经济增长指数研究》
经济思想史研究 2021年第三辑
《中国经济改革前后三十年的内在政治逻辑—从谢淑丽的解读谈起》 刘元贺 孟威
《中国军费:涨跌中解码解放军七十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