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幼名张白圭。江陵人（今湖北省荆州市），明朝杰出政治家、改革家。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中进士，授庶吉士。

隆庆六年（1572年），任内阁首辅。

张居正为什么要进行改革？

明朝中期，皇族、权贵、宦官、大地主、富豪利用政治特权大肆兼并土地，土地迅速集中到少部分人的手中。全国纳税的土地，大半为这部分人所占，这些人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失地农民变成流民，起义时有爆发，社会动荡不安，国库空虚，各阶层矛盾迅速激化。

张居正意识到症结之所在，即使要得罪权贵，也要进行下去，自他任内阁首辅起，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一、财政经济施行“一条鞭法”

明朝初期建立了自己的赋税制度，分三种赋税：田赋，徭役，杂役。

在实行“一条鞭法”税制之前，明朝税收主要采取实物缴纳的方式收缴，农民生产什么就拿什么缴税。比如：种粮食的，就以粮食缴税；种水果的，就以水果缴税；种药材的，就用药材缴税。但这种缴税方式有很多弊端，比如说这些粮食、药材等实物，光是保管、运输成本就可能远远大于它本身的价值。徭役、杂役的弊端就更不消多说：服多久徭役，怎么服役，尺度都是由地方官掌控，这里面灰色收入太多。为使国库充盈，张居正决定以“一条鞭法”税收制度取代之前的实物税收制度。

具体就是：（一）重新丈量土地，扩大征收面。针对当时少数权贵占据多数土地同时税收减少的情况，只有从清查丈量土地入手，才可做到赋役公平。清查的结果是使不少权贵隐瞒的土地缴了税。（二）合并赋役，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并在一起征收，同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将过去按户、人出办徭役，改为按人数和田粮摊派；赋役负担除政府需要征收的粮食以外的，一律折算为银两；农民及各种力役户可出钱请人代役，力役由官府雇人承担；（三）赋役征收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不再通过粮长、里长这些中间环节办理，改“民收民解”为“官收官解”。简单的说就是改实物征收制为货币征收制。

“一条鞭法”税制的施行，减轻了农民的赋役负担，限制了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重点是取消了苛重的徭役，使农民有时间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万历十年（1582年），随着“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经济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此时太仆寺存银达四百万两，算上太仓存银，总数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用上十年之久。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二、政治推行“考成法”

考成法，顾名思义就是对官吏进行政绩考核。通俗说就相当于现代的绩效考核。年初的时候对被考核官员制定一个工作目标，一式三份。 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工作完成情况。每完成一件须登出一件。到年末一核对，就可发现谁在认真工作，谁在敷衍了事。督促了懒散、作风不正的官员开始努力干活，不敢有一丝松懈。此举大大的提高了政务效率。

三、军事改革

为防鞑靼入侵边关，张居正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楼台”三千余座。他还开放边境贸易市场，与鞑靼俺达汗进行茶马互市贸易活动，带动了当地经济，保持了边境的和平稳定。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此后二三十年中，明朝和北方少数民族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使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又以俺达汗为介，代表明朝与西藏黄教首领达赖三世（索南坚错）建立了友好关系。在沿海广东，先后任殷正茂、凌云翼为两广军备提督，剿灭了广东惠州一带的蓝一清、赖元爵，潮州府的林道乾、林凤、诸良宝和琼州府的李茂等叛乱分子，岭表悉定。对安定当地人民的生活、保障生产正常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居正还在东南沿海地区分段设寨，修整兵船，严申海禁。在他当政的万历初年，基本上肃清了多年以来一直困扰明廷的“南倭北虏”的边患。

四、兴修水利

江南是明朝的财赋供应的主要来源地，粮食等重要物资主要靠漕运运到北方。

自正统以后，黄河频繁决堤，给漕运带来了很大威胁。隆庆、万历年间，由于黄河溃决，运道堵塞，漕运不通，海运失败。海运失败，运河成为必治之道。

由于黄河长期泛滥，水势分流，泥沙沉积，水流不畅。因此，黄河入海问题，成为最受关注的问题。

如何疏通入海河道，张居正采纳了治河专家潘季训的意见，用一年半时间，修筑了黄河到淮河的堤坝，使黄河水不再入淮，有效地防止了黄河的泛滥，大大减少了水灾，使漕运畅通，同时保障了农业生产，使弃地复变为良田。

总之，张居正的改革无论是对明朝还是对后世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的改革对巩固明朝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同情底层农民，着力减轻农民负担，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权贵、大地主的利益。创新了纳税模式，使货币成为正式的纳税方式。使农民人身自由得到解放，为手工业、商业提供了富余的劳动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