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安东尼通过煽情演说操控罗马民众，展示了2000多年前的群众心理与今天相似。然而，不同的政治制度下，群众心理特征会有显著差异。共和制度下的公民守法、诚信、有荣誉感和公共美德，关心公共事务；专制制度下的臣民则生活在恐惧中，表现出奴性、自私、怯懦、狡黠、虚伪，逃避公共事务。尽管表现不同，这两种制度下的民众本质上是相同的人类，只是环境使人性显现出不同的面貌。
2、罗马共和国存在了400多年，罗马精神即公民精神只能在共和环境中维持。一旦专制取代共和，公民精神随之瓦解。罗马帝国时代的讽刺诗人朱文纳尔用“面包和马戏”比喻专制统治对罗马民主的愚民和腐蚀作用，表现为让民众满足于温饱和娱乐，疏远公共政治。
3、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像安抚婴儿一般，给民众嘴里塞一个“奶嘴”。今天的“奶嘴文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发泄性娱乐，如色情、赌博、网络游戏；另一种是满足性娱乐，如偶像剧、明星丑闻、综艺节目等。这种文化让人们沉溺于享乐，丧失思考能力，无力挑战现有的统治阶级，就像古罗马时代的“马戏”一样。
4、罗马的民众和政治精英阶层都存在腐败现象，但方式不同。精英阶层的腐败表现为对皇帝的谄媚奉承。布鲁特斯被称为“最高贵的罗马人”，因为他在共和即将被专制取代时，拒绝依附于恺撒，坚持罗马精神。
5、历史学家塔西佗在《编年史》中记载了罗马从共和变为专制的初期历史，指出罗马人的奴性和谄媚早已显现。恺撒死后，罗马逐渐沦为专制，先是维持共和的假象，后来变成公开的皇帝专制和反复出现的暴政。
6、在《恺撒》一剧中，公元前44年恺撒被刺杀，公元前43年，恺撒的侄子和养子屋大维与马克·安东尼、雷必达结成后三头同盟。第二年，他们在腓力比战役中打败共和派，布鲁特斯自杀，共和国灭亡。
7、公元前36年，屋大维剥夺雷必达的军权，并在亚克兴角战役中打败安东尼，回到罗马后掌握国家大权，被尊称为“奥古斯都”。他以独裁者身份统治罗马43年，结束内战，开启了罗马和平时期。
8、提比略是奥古斯都选定的接班人，于14年成为罗马第一位称为皇帝的皇帝。塔西佗形容提比略的统治时期为“污浊的时代”，充斥着卑鄙的谄媚奉承。元老们为了利益争相提出过分谄媚的建议，提比略利用他们但内心鄙视他们。据传每次提比略离开元老院时都会用希腊语说“多么适于做奴才的人们啊！”，即使他反对人民的自由，也对这些奴才相感到厌恶。
9、布鲁特斯时代的元老院成员尽管有私利动机，但仍敢联合起来以维护共和的名义诛杀恺撒。然而到了提比略时代，元老院成员大多变成了皇帝的走狗和奴才。这种剧烈变化仅在50年间发生。
10、塔西佗指出，专制独裁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放行腐败，通过巧妙的名目对“自己人”进行腐败放行，收买死党并抓住他们的小辫子。允许腐败可以诱导忠心，使他们富有；若怀疑不忠，则可指控腐败将其收拾。
11、在奥古斯都的“盛世”时代，腐败之风已开，到了提比略时代，罗马充斥着腐败、虚伪和奴性。塔西佗鄙视那些对皇帝意愿百般顺从、低眉顺眼的元老们，他们贪婪地争夺机会，缺乏判断力和爱国心。
12、中国没有罗马那样的贵族或元老传统，但有“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的传统，这些人品格高尚、思想敏锐、见解不凡、理想远大。然而，如今一些人理想化地赞美民国时代的教授，以提醒当下知识分子的一些不良倾向：势利、浅薄、没有原则、唯利是图，甚至毫无骨气、溜须拍马、谄媚奉承、互相出卖和背叛。
13、知识分子丧失正义感、使命感和社会担当，这是他们最大的失败和腐败，也是社会腐败的冰山一角。今天，一些知识分子不仅是政治权力的奴隶，还成为金钱和情欲的奴隶，不仅在学问上造假，还师德丧尽，对学生做出禽兽不如的事情。
14、安东尼利用恺撒的威望打败了布鲁特斯，但最终罗马的大权落入了屋大维手中，而不是安东尼。《恺撒》并不是预言未来政治事件的寓言剧，而是因为政治行为中包含了永恒的人性因素和更迭规律。莎士比亚塑造布鲁特斯时，更注重表现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仅仅是历史人物的原型。
15、莎士比亚对罗马的共和主义了解不多，也缺乏同情，他创作《恺撒》并非为了警示暴君或鼓励弑君。莎士比亚无意在政治或道义上评价布鲁特斯及其同党谋杀恺撒的行为。布鲁特斯的失败源于他的软弱和不合时宜的美德与道德主义，而不是因为他杀了不该杀的人。莎士比亚更关注人性问题，通过人物行为与心理动机的复杂关系揭示人性，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人性和心理学知识的宝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