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晨的头巾玩梗风波，已经平息。

而伊朗的反头巾运动，愈演愈烈了。

经过三个多月的抗议活动，示威者与当局的斗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

据联合国统计，伊朗安全部队已逮捕了至少1.4万人。

人权组织称，已有上百人丧生，包括至少40名儿童。

血腥、残暴的镇压，激起了更多反对声。

其中包括伊朗影后塔拉内·阿里多斯蒂。

她曾多次发帖声援反政府浪潮。

最新消息称，她已经被安全部队拘捕。

这不是伊朗电影人第一次身陷囹圄。

时不时就有知名的伊朗演员、导演被封杀、判刑、驱逐的消息传出。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政治管制如此严苛，伊朗电影却依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两次摘得奥斯卡金像奖，常年是各大电影节的座上客。

出过大师级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今年戛纳电影节，伊朗演员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更是凭《圣蛛》击败汤唯摘得影后桂冠。

贫瘠的土壤，却长出了繁盛的花朵。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妨借此机会，一探究竟——

《小鞋子》或许是大部分中国观众看过的第一部伊朗电影。

40万人打出9.2分，稳居豆瓣top250。

1999年在美国上映时，创下伊朗电影有史以来最高的票房纪录。

获第7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伊朗电影，冲出了世界。

但，荣光之下，再看此片，最大的感受却是朴拙。

全片讲了一个简单的儿童故事。

一天，哥哥不小心弄丢了妹妹的鞋子。

这是个贫困的家庭，那是妹妹唯一一双鞋。

哥哥哀求妹妹不要告知父母。

他焦急地奔走在街头巷尾寻找鞋子。

他和妹妹不得不在上学时窘迫地共享一双旧球鞋。

影片最高潮，哥哥参加了一场马拉松比赛。

因为第三名奖品正好是一双新鞋子。

但荒诞的是，因为发力过猛，哥哥成了第一个冲过线的。

影片结尾，赢得冠军的哥哥，因为错失季军奖品而悲伤落泪。

不只情节单纯，这部影片各方面都很朴素。

小成本制作，非专业演员。

自然光源，同期声音。

摄影、剪辑都相当朴素，有浓浓的写实风格。

但最打动人的也正是朴素的影片传递出的质朴情感。

它远远超出了兄妹情，更有深刻的人文关怀和人性照拂。

片中，兄妹俩其实一开始就找到了丢失的鞋子，它被一个小姑娘穿着。

他们试图讨回鞋子时发现，小姑娘的父亲是一位盲人。

善良的兄妹俩默契地对视一眼后，默默离开了。

相比好莱坞电影龙卷风一般的狂轰乱炸，此片如一阵微风，不够浓重，却能触碰到人们最纤细敏感的神经。

但这并非导演马基德·马基迪独辟出的风格。

可以说是80年代中期之后，伊朗电影新浪潮时期作品的整体风格。

新浪潮主将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拍出的「村庄三部曲」（《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生生长流》）中，这种美学风格已经相当成熟。

亦是以平实的影像、淳朴的情感，呈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但这与其说是创作者自觉的选择，不如说是因势而动、软性抗争的结果。

由于伊朗政教合一的国情，电影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视作「亵渎神灵」的存在。

尤其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电影生产一度中断，很多电影人因「腐蚀公众罪」遭起诉，政府下令审查所有以前公映过的影片，90%的作品（约2000部）被禁演。

伊朗电影彻底落后于全球电影发展的步伐。

也因此，早期大部分本土电影几乎看不到先锋的技术和理念。罕有先锋意识的导演阿巴斯，在国内被封杀了十余年。

《我在伊朗长大》

伊朗的电影审查制度更是完全被教义浸透。

除了禁止常规的暴力、血腥画面外，对女演员要求尤为严苛。

女演员必须戴好头巾、面纱，不做「过激行为」。

这使得最寻常的男女关系都很难呈现。

《橄榄树下的情人》里，男女主拍爱情戏也要谨慎地保持距离，目光都不敢相触。

无奈之下，才有越来越多的导演选择将镜头对准儿童。

阿巴斯说，在不那么政治性的电影里也可以实现政治的表达。

他们借孩子纯真的视角，隐曲地呈现社会的苦难，呼唤人心良知。

就像《小鞋子》中，孩子澄澈的目光和家中惨淡的光景形成刺眼的对照。

《白气球》《谁能带我回家》等很多伊朗儿童电影中都有类似的画面。

《白气球》

但为什么直到1997年这部《小鞋子》才让伊朗儿童电影真正进入国际视野？

除了影片本身的质量外，更与当时的文化政策有关。

伊朗电影有两次发展期，第一次是1982年，伊朗政局稳定后，为发展经济，鼓励本土文化发展。

设立了法拉比电影基金会，为电影创作提供资金援助，审查也开始放宽。

但宗教限制依然严格，儿童、青少年题材也就成了基金会主要扶持的电影类型。

阿巴斯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产生于这一背景下。

伊朗儿童电影也由此发展、成熟起来。

伊朗电影的第二次勃兴是1997年新总统上位后。

全球化的刺激下，伊朗政府再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取消了极端审查规定，解禁了外国进口片，还倾资支持年轻导演出国学习。

在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电影人才，还有女性导演。

莎米拉·玛克玛尔巴夫

在这一背景下，美学风格已经臻至成熟的儿童电影《小鞋子》，水到渠成地打开了伊朗电影走向世界的大门。

同年，其实还有一部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

虽没有市场的巨大反响，但却在艺术一极同样将伊朗电影推向了国际舞台。

走出闭塞的环境后，与世界的沟通、对话成了伊朗电影即将面临的新挑战。

如果说，《小鞋子》让全世界看见了伊朗电影。

《一次别离》则让伊朗电影在国际舞台上真正获得了一席之地。

2011年，在柏林电影节一举斩获金熊奖、影帝、影后三项大奖。

次年又打败张艺谋耗资6亿的野心之作《金陵十三钗》，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这部同样是小成本、纪实风的家庭电影。

但在内容上却是一次大胆的突围。

影片不再只是对伊朗底层现实景观化的展示。

而是直接戳破宗教与世俗人性的冲突，影射了伊朗等级分明的社会现状，更涉及移民、离婚等在伊朗仍是禁忌的话题。

影片主要矛盾集中于一对护工与雇主。

男主与妻子分居后，家中患阿茨海默症的老人无人照顾。

他请来一个护工。

贫穷的护工为了生存不得不违背教义照顾老人如厕。

但有一天，男主回家后，发现这样一幕——

自己的父亲瘫倒在地，双手却被绑在床上。

男主大怒，认定护工每天都将父亲绑起来后出门忙自己的事。

他不听任何解释，将护工推出了家门。

没想到一天后，他居然被指控谋杀。

因为护工表示，自己被男主推下楼梯后，流产了。

到底是谁的问题？

实际上两方都有问题，男主雇佣孕妇，护工自己流产却想骗男主的赔偿金。

但这一真相因为缺乏证据很难厘清。

法律难以维持公正，家庭也无法给予信任。

宗教就成了维持生活继续运作的重要一环。

但不同的是，对中产阶级的男主而言，宗教让他脱身。

他以《古兰经》起誓，谎称不知道护工是孕妇而脱罪。

对护工来说，宗教却彻底压垮了她。

她做不到用《古兰经》发誓。

她最终崩溃了，大哭着放弃了赔偿，承担了一切罪责。

荒诞的对比，证实了宗教的两面性和虚伪性。

由于内容敏感，伊朗本土对这部影片没有过多宣传。

但也并没有明令禁止。

这依然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相关。

2009年伊朗大选后，伊朗与西方因导弹计划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紧张局面。

这部影片被看作一次「示威」，向国际社会展示伊朗的文化实力。

表现09年后伊朗社会的纪录片《绿潮》

但因为电影本身远远超越了民族性。

从对伊朗社会、家庭的客体性反思，触及到现代社会共通的性别、教育、人性话题。

反而使影片有效地缓和了政治的敌对状态。

导演法哈蒂获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时说

「在政治家之间谈论战争、恐吓与侵略时的时候，他们国家的名字‘伊朗’在此以他光辉的文化而被提及，这是一种隐藏在政治尘埃之下的丰富而古老的文化。」

宛如一个文化外交大使。

5年后，他的《推销员》更是将美国的《推销员之死》与伊朗新浪潮开山之作《奶牛》的文本相融合，再次问鼎奥斯卡。

他的创作也很能代表伊朗新现实主义的突围路径。

同代导演贾法·帕纳西、穆罕默德·拉索罗夫也都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性。

表达策略都是从小切口呈现个体困境，瞄准社会顽疾。

技术和思想上都逐渐与世界有了更深层次的沟通。

穆罕默德·拉索罗夫《白草地》

其实不难看出，虽说伊朗审查制度多次松动。

但基本上都是政治因势利导的一时调整，并不是出于对伊朗电影发展的真正关切。

深植于文化基底的宗教始终未变，注定伊朗电影始终是戴着镣铐的舞蹈。

即使今天伊朗电影已经蜚声中外，但伊朗本地人依然很多都看不到或者只能看阉割版。

伊朗的电影神话，是一代代伊朗电影人风雨不改、纵马横刀的结果。

除了上述所说的与审查制度的游击战。

更有很多电影人用「禁片」正面抗争。

阿巴斯说，「有的人用缺席影响世界。」

拉开伊朗电影变革序幕的《奶牛》，因揭露贫困村庄里的绝望现实被禁。

贾法·帕纳西的《越位》，在明令禁止女性看球的环境中，公然拍女性看球的故事。

穆罕默德·拉索罗夫的电影从未在伊朗发行过。

《再见伊朗》讲伊朗女律师想方设法逃离伊朗。

《无邪》揭露伊朗强制服兵役、执行死刑，以及司法体系等各方面的社会弊病。

纪录片《禁止收看》，呈现伊朗民众受限的资讯与言论。

他们也都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2010年3月，穆罕默德·拉索罗夫和贾法·帕纳西被捕。

一次次上诉后，拉索罗夫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2年旅行禁令以及终身禁拍电影。

帕纳西被判6年有期徒刑，20年内不得制作或执导任何影片，不得写剧本，不得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不得离开伊朗。

还有演员、制片等其他工作人员也都卷入其中。

演员瓦法米尔因拍摄批评伊朗保守风气的《出售德黑兰》，被判处1年监禁及鞭笞90下；

参演《出租车》的伊朗人权女律师，被判处38年监禁和148次鞭刑；

《圣蛛》全剧组受到官方批评，收到死亡威胁警告……

他们却并未因此屈服，反而表现出更加激进的反抗。

贾法·帕纳西用「非法」手段拍出纪实影像《出租车》，拍下伊朗出租车内不见光的光碟交易，毫不留情地批评伊朗政府固步自封的腐朽面貌。

今年一部揭示伊朗女性困境的《圣蛛》，导演拍摄时被捕，后又遭到驱逐，最后依然坚持在邻国约旦完成拍摄。

电影之外，还有很多电影人因为对社会事件的发声遇害。

比如最近的反头巾运动，《推销员》主演塔拉内·阿里多斯蒂冒着危险发声。

她也始终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她被捕后，更多的同行也都站了出来。

相比内娱明星在公共性话题上只顾明哲保身，他们的勇气让人惊叹。

但自然，这也是他们没有退路的选择。

不止电影受限，他们就生活在无处不在的限制中。

生存空间被挤压到避无可避时，反抗就成了唯一的出路。

阿巴斯曾在采访中说，「限制给了人们发挥创造力的机会。」

正是对自由的不舍追求，锻造了伊朗电影永远涌动、旺盛的生命力。

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伊朗电影的发展足以给我们启迪。

每次一提到中国电影的低迷现状，很多人都归结于受限太多。

但，束手就缚就是唯一的选择吗？

伊朗电影人让我们看到，事在人为。

有人背负枷锁创造奇迹，有人劈开枷锁舍身成仁。

别忘了，艺术的另一面，本是无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