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街上人头攒动，推推搡搡，人群中一个身穿中山装的青年，踮起脚尖四处张望着，他的肩膀不时被撞到，脚上的鞋子也被踩上了泥土，呼喊的声音被怒号声淹没……

“翔宇，我在这儿”，一道清凉的女声隔着人群传过来。

青年寻到声音，眼睛里燃起光亮，他喊道，“玉爱，别动，我马上过去！”

那一天，人流涌动，怒号声响。

那一天，日光倾城，姹紫嫣红。

那一天，两个青年相遇了。

从相识、相知到相爱，两个人相守了一辈子。

而今时过三十载，两人的爱情依然被传颂。

他们，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

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其外交才能被称为当今外交学子的典范。

而周恩来总理的文笔才华也是丹青妙手，笔底生花。

而邓颖超的回信也是甜情蜜意，令人神往。

这就是传说中爱情的模样吧。

相濡以沫，驰骋江湖。

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称为“五四风雷”，又称“五四运动”。

一时间，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成都等地纷纷掀起革命热潮，全国革命氛围大涨。

而在这场浩荡全国的运动中，年轻的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了。

周恩来是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而邓颖超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执委兼讲演队队长也非常活跃。9月16日，他们还一起加入了由周恩来等发起组织的青年进步小团体——觉悟社。

周恩来早在五四运动中就对邓颖超有好感。1922年冬，周恩来等派遣李维汉回国，向党中央正式申请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其旅欧支部时，曾委托李维汉到天津看望邓颖超，还给邓颖超带去一封信。

从邓颖超的表现中，周恩来觉得邓颖超已经由一个积极参加救国图强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相当觉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工作者。

经过慎重的考虑，他认为既然自己已经下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终生奋斗，就应该找一个像邓颖超这样热情、坚强的终身伴侣。

自此，从巴黎名城到渤海之滨的天津，周恩来与邓颖超通过鸿雁传书，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确立了共同的革命的理想，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尤其是有一次，周恩来把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寄给邓颖超，并在明信片上写了“希望我们两人，将来也这样英勇的革命誓言后，邓颖超也和周恩来一样下定了决心：“愿为革命而死，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五四风浪中凝成的友谊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献身精神，终于使他们由互勉互励的纯洁友谊，发展到相知相爱。这样英勇的革命誓言后，邓颖超也和周恩来一样下定了决心：“愿为革命而死，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五四风浪中凝成的友谊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献身精神，终于使他们由互勉互励的纯洁友谊，发展到相知相爱。

邓颖超在《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一文中曾非常形象地谈到她和周恩来确立恋爱关系时的情况：“我不曾想到，在我们分别后，在欧亚两个大陆上，在通信之间，我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我们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3年过去，虽然你寄给我的信比过去来的勤了，信里的语意，我满没有在心，一直到你在来信中，把你对我的要求明确地提出来，从友谊发展到相爱，这时我在意了，考虑了。经过考虑，于是我们就定约了。”

邓颖超决定和周恩来确定恋爱关系前，曾经征求与她相依为命的慈母杨振德的意见。杨振德见过周恩来，并对他的人品、才学很赏识，认为：“恩来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是个感情很专一的人。”但是由于她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所以对女儿的婚姻大事格外慎重。她对爱女说：“恩来在国外，还是等他回国后再定吧！”慈母虽然这样说，但是邓颖超认为，人一生中找到一个理想的伴侣并非易事。既然她与周恩来志趣相同，心心相印，就应该尽快答复他，不能再让他为此伤神了。

也在这时，周恩来又来信了，他希望邓颖超把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确定下来。这时，邓颖超没有再按慈母的意见等待，而是非常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从这时起，周恩来、邓颖超成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侣，并携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半个多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