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顾中美两种文明最初的相遇

撰文|黄大拿&编辑|王心

引文：“如果我们人民能够给予慷慨及友善的接待，则我们在中国的利益将有更大的实惠，远比增派我们的军舰来此为佳！”

“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2019年，中美关系会如何发展，交由时间去检验。

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中美两种文明最初的相遇，可以生发出很多感慨，也能够得出一些客观的判断……

一

走，去美国！

清同治十一年七月九日（公元1872年8月12日），上海港。一艘轮船启锚了。船上30名统一着装的中国幼童向码头上送行的亲人挥手惜别，分外惹人注意。

他们中很多人连县城都没去过，但现在即将远行，目的地是传说中的美国。

被曾国藩称为“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的官派学生留洋活动，至此拉开了序幕。

清政府送学生留洋，何以选择美国？

首先不能不说，在对华交往中，美国是当时西方列强里不良记录最少的国家，清廷对美国有一种信任感。

其次要谈到“蒲安臣条约”。蒲安臣于1861年至1867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任内因主张对中国采取合作政策，并调停了中外多起外交纷争，成为第一个对清政府具有重大影响的外国公使，离任后还被清政府聘为出使大臣，委托他代表中国政府访问欧美。

1868年7月28日，在赴美访问中，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世称“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公民有居住、入学互惠权利。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即奠基于此。

最后应该归功于“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第一个中国人容闳。因其毕业于耶鲁大学，熟悉美国情形，又是幼童留美事业的主要促成者之一，清政府把官派学生留洋的地点定在美国，也便在情理之中。

容闳在第一批学生出发前，先行赴美安排一切。他特访了母校耶鲁大学的校长波特，波特建议，将30名幼童每两三人分成一组，寄居于美国家庭之中，所有提供膳宿的家庭，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按期照值给付，这样可使幼童学习英文的效率大大提高。

容闳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影响到幼童及整个幼童留美事业命运的建议。

当听说中国幼童将寄居于美国家庭时，在任的美国驻华公使十分兴奋，打电报给国务卿说：“如果我们人民能够给予慷慨及友善的接待，则我们在中国的利益将有更大的实惠，远比增派我们的军舰来此为佳！”

政客着眼于“更大的实惠”，普通百姓不可能如此深谋远虑。美国人民发自内心的热诚，从当地教育局长给那些接待中国幼童家庭的一封信中可见端倪。

在信中，局长提醒家庭教师们，“当于慈爱之中，仍寓严整之意”，“应于每日酌留四刻，以便幼童专心温心中国文字”，“华生尤须令知保身之道，须令其时常浴沐。遇有天变，务必躲避风寒……”可谓关切备至。

幼童抵达康州哈德福城时，容闳亲自迎接他们。不久，幼童就分配到康州河谷两岸的美国家庭中。

幼童与美国的相遇留下了许多趣事。一位幼童后来撰文回忆：

“我很幸运地被分配到一位慈祥的太太家，她赶着马车来接我们。当我被介绍给她时，她拥抱我并吻我。她的动作使其他同学均大笑，更使我脸红。当然，我没说出我的尴尬。可能自襁褓以后，这是我首次被人亲吻。”

当第一个星期天来临时，主人要他们去“主日学校”，幼童们只听懂“学校”二字，便立刻收拾书包，以为上学的日子正式来临了，但到了之后，才发现“主日学校”就是教堂。

两位幼童立刻由教堂夺门而出，直跑回住处，把自己关在房间中再不肯出来。

中国幼童与美国、美国文明相遇了。磨合才刚刚开始。

二

即使政府出钱，也没人愿去美国

中国少年漂泊万里来到美国，并不容易。

当时风气未开，学习西学为人鄙视，到国外读书更是前所未闻，虽然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 但愿意送儿子出洋的家长仍然寥寥无几。

另外，在“天津教案”这场由“谣言揭开的文明冲突的序幕”之后，普通百姓对外国人仍有强烈的猜疑，一些耸人听闻的传闻依然在相对闭塞的地方流传，使中国的家长们莫名惊惧。

一位留美幼童后来回忆说：

“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销。”

由于第一批留学生未能满额，容闳又不辞劳苦，亲自到香港，由英国政府设立的学校中挑选了几个比较优秀的学生补充。总算凑足了第一批30人。

敢于“吃螃蟹”，送儿子到异邦求学者，多为广东、江浙这些沿海城市的家庭，他们或有家人、亲友与洋人共事，或与西人有过较多接触。

如当时上海有名的买办商人唐廷枢，就乐于送自己儿子出洋留学。后来在中国非常著名的铁路工程师、广东南海人詹天佑，他的留学则缘于一位在香港做事的邻居的大力鼓动。

詹父本希望儿子将来走科举正途，犹豫不决，这位见过世面的邻居再三劝说，并以将女儿许嫁作为保证，詹父才下定决心。

家长送幼童出洋，都必须亲笔“具结”，并画押，即向政府作出一种免责的法律保证。詹天佑的传记中收录了这份“保证书”：

“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幼童出洋肄业局）带往花旗国（晚清时对美国的称呼）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面圆白，……”

后面还要开列祖宗三代本名，俨然是一纸卖身文书……

三

“他生来只习惯于看到压抑的青春”

青少年接受新事物、融入新环境是最快的。

关于留美幼童的学习和生活，后来成为卓越工程师的幼童温秉忠1923年曾在一篇演讲辞中回忆：

“幼童平均不及十五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中国幼童们与一同食宿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均建立了深厚之友谊。……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使幼童们久久铭感不忘。”

幼童“美国化”的速度惊人，不仅要求改装，有的甚至希望剪掉被清廷视为忠君爱国象征的辫子，有的还加入了基督教。

怎样应对这种趋势，清廷派驻美国的官员和容闳发生了激烈冲突：容闳理解、同情幼童，官员们则斥之为数典忘祖。

双方之分歧，容闳后来在回忆录中说：

“（这些官员）有生以来，直到这次赴美国之前，从未离开国门一步。他完全按照他的中国标准来衡量一切事物和人，尤其是对这些学生。……他们生来只习惯于看到被压抑的青春，不能发挥的活力和独立精神，以及不能把真诚坦率形之于外的举止。因此他对目前这些留学生的行为不能不感到奇怪，而且认为都是大逆不道。”

国内攻击幼童事业的声音也一直没有消歇过。光绪六年十一月（公元1880年12月），一位叫李文彬的御史上了一个折子，弹劾留美幼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志’等语。……或习为游戏，或流入异教，非徒无益，反致有损，关系实非浅鲜”。

总理衙门接连听到对留美幼童事业不利的声音，开始征求重臣及相关人士之意见，有的主张全撤，有的主张半撤半留，有的主张整顿。而主张全撤者占据主流。总理衙门最后遂作出了“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决定。

这一决定让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深为失望。

由耶鲁大学校长波特执笔，美国多位文化名人联名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力请中国政府收回成命。

当时因华人劳工问题，美国国内兴起排华浪潮，这些名人盛赞幼童的行为，“使许多无知者和不怀好意的人对中国的偏见逐渐消失，而代之以称赞。”

包括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也积极游说，但均未能让清廷改变决定。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七月，中国幼童奉命辍学撤退回国。

当幼童由美国撤回时，全体幼童中，只有詹天佑等两人大学毕业。诚如温秉忠所言：“大多数再过一两年即可毕业，中途荒废学业，令人悲愤异常。”

好不容易迈出一步的脚又收了回来，谁该为此负责？

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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